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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体现在熊廷弼借由科考，实现了由民到官的阶级攀升，有了实现自身抱负，留名青史的机会。
“不幸”则表现在，他进入了一个有着激烈党争的朝野，而偏偏他自身又有着刚烈的秉性，最后必然无法全身而退。
熊廷弼考中进士，由于只是同进士第一百一十五名，而他家境贫寒自然也就意味着在京中不可能有前辈照料。于是熊廷弼既没人关照，也没能考过馆试，第一次出任的官职当然非常不起眼——保定推官。
而与此同时，不仅他未来的对手努尔哈赤正在辽东一带蓬勃发展，这个时候的大明朝野，却还充斥着激烈的内斗，国力已经不能说止步不前，应该说是在三大征之下的持续衰退之中。
原历史中可没有高务实的掺和，朝中的势力在不断分合重组后，逐渐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对峙的局面，他们相互攻讦，只为争夺己方的最大权益。
早先几年，熊廷弼都在地方当官，从而幸运地没被这些激烈的党争波及到。但当他逐渐有了突出的政绩，被擢升为监察御史并步入朝堂后，他就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尽管熊廷弼本人全无“站队”的想法，但按照乡贯地域划分，他还是被自动划入了楚党，间接地与东林党站到了对立面。
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时也刚正不阿，特别是对大明朝廷极为忠诚，对朝廷事务尤为挂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个人利益和己方阵营利益的官员，他显得“天真”和“稚嫩”了许多。
尽管身在楚党，熊廷弼也没有刻意拉开与东林党人的距离。其中部分东林党人，也因无明显纠纷，而与他保持着交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期的熊廷弼，其实都是激烈党争中的边缘人，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让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成为了两党眼中可以彻查“辽东弃地案”的合适御史人选，也因此与努尔哈赤有了交集。
“辽东弃地案”发生在两年前的万历三十四年。当时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前者阵营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为避免殃及池鱼，打算在辽东提前剔除一些潜在的危险。
当他意识到位于建州女真腹地的宽甸六堡很难守住，而一旦失去就会成为东林党攻讦齐楚浙三党和把自己拉下水的最好借口时，他就决定了要直接放弃这块地方。
于是，就有了“擅自弃地八百里，六万居民被迫回迁内陆，流离失所”的场景。而努尔哈赤也取得了在东北更大的军事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