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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认可与推崇，不仅仅是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很重要，甚至可能意味着传统理学一派已经认可了实学派的“道统”。
自古文人相轻，让另一派的顶级文人承认你的道统，那是何等的大事、何等的难事！更遑论这位顶级文人还愿意帮你背下“污名”，以成全你这完美的“人臣仪范”，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他甚至还担心高务实不愿做出这等“违心之举”，因此反过来将此事说成是高务实成全他——这其中寄望之深，可谓是绝四海之水而不见底。
“对南公如此错爱，务实惶恐无地……”高务实见王家屏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自己再多说一些套话已不可取，因此便道：“对南公若对来日有何关切，也请务必明示。不敢说事皆可成，但请对南公放心，务实必当尽力。”
高务实这话说出来，倒有些让王家屏之前的话也变成了某种交易的一部分。但其实不然，以他们双方的地位、立场以及如今的大形势而言，高务实这话反而更像是对一场君子协定的默契回应。
王家屏坚持的是传统理学，传统理学的集大成者为朱熹，而朱熹的理论最出名的自然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里先不说其他几条，单说这个“天理”。
朱熹所谓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而这些道德标准本质上便是封建时代对君子的要求。
君子一词本无身份限制，文人、文臣虽然往往是大众认知中“君子”所在的主要群体，但其实上至皇帝、下至乞丐，人人都可以为君子——这里要顺便指出一点，西方人压根没搞懂君子的含义，因此对这个词的翻译最普遍的是“绅士”，即gentleman，这其实非常不准确。
西方所谓的绅士，本身是有某种社会地位上的隐形要求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那除了身份地位之外，最不济也还有个财富要求。
然而中国的“君子”并不要求这些，它最重要的要求自始至终都是道德，而剩下的几乎就只有才能了——这个“才”不必带上贝字旁。
如此就有意思了，高务实最为世人公认的才干大致上有三样：治学，治军，治财。这最后一样，恰恰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与“君子”看似冲突的一项。
传统理学一派的官员在当初高拱当政时期就有一种纠结，一方面他们知道高拱的才干以及他所做的事对大明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拱在用人时过分看重才干却忽视了道德——不是说高拱不重视道德，而是他们认为高拱用人时把道德放在了才干之下，处于次要位置，而这是他们不能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