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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务实依旧很谨慎，他先选择了一个虽然重要但看似并不太过于起眼的项目，于是便有了《纾驿路疏》。
通过驿路改革，大明朝丢掉了一个巨大的财政包袱，每年节省了数十万两的花费不说，还让驿站能够反过来给财政供血。虽然这个反哺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一进一退之下，那也是将近七十万两的差额，至少可以说不无小补。
开海日久，国库日丰，给财政带来的收入从数十万两到数百万两，如今海关加陆路出口两项收入已经基本达到了每年约八百万两，成了大明朝的财政支柱之一。
军工私营，不仅解决了很多不必要的原料浪费、冗员开支，还让军队的装备在二十年后焕然一新，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先进性，综合算下来一年也要节省至少一百余万两，个别备战时期甚至能超过两百万两。
再加上驿路改革，仅仅这三项“攻守易势”，大明朝的财政便多了千万两的岁入。
在这之后，高务实地位已经稳固，因此在皇帝的需求和他的目的吻合之下，开藩禁就成了下一个推进的改革项目。
朱元章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足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辈都打不着的子孙，朱元章也预留了爵位，并准备了相应的俸禄。
然而朱元章没有想到的是，十几代下来，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以上。明朝皇子长大以后就不能留在京城，必须分封，每一次置藩都会圈走封地最好的良田，越发加剧了土地兼并。
这样十几代下来，全国最好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皇庄、王庄。例如原历史上的崇祯年间，河南的二分之一、山西的四分之一土地，全部为宗室所有。
这叫老百姓怎么活呢？老百姓连活路都没有了，又哪有能力交税？最可笑的是，宗室的土地却全都不上税！
同时，大明财政还得给这些宗室大量发放俸禄。以嘉靖中叶为例，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超过两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
大明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是被这几十万全靠国家奉养的宗室给拖垮的。以宗室、勋贵集团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此时虽然衰弱了，但他们免税的特权却没有失去，同时还反过来吞噬了大明的财政。
最坑的是，由于靖难之役的影响，大明皇族虽然掌握了全国最多的土地和财富，吃掉了大半的明朝财政收入，但除了皇帝本人的内帑，其他皇族的财富却不能用于资助财政和军费，皇室子弟也不能参军打仗。
但与此同时，大量的低级宗室因为朝廷财政窘迫，宗禄经常长期性拖欠，又有祖制不允许他们做其他事，导致生活困顿。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不得已故意违反规定，以此来捞一个去凤阳“宗室专用ivp监狱”吃牢饭的机会，这简直是正反两面都拉满了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