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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虽然鞑清社会比大明社会更有利于财富和资源的积累，但是鞑清社会里造反的人之中，出身大地主、大富商的很少。认真说起来，太平天国的北王韦昌辉可能算是家庭条件最好的了，但也不过是个只拿得出一百两银子捐监生的最底层地主。
但是如果反过来想，在鞑清，哪怕......韦昌辉这样最底层地主，他如果在大明会怎样？一定是被地方衙门欺压和剥削的对象，因为他虽然小有家产，但是家里没人当官，甚至连举人老爷都找不到。
但是在鞑清却不同，他花钱捐了一个举人待遇，地方衙门对他就不敢过分压榨了。韦昌辉早年在他们当地的麻烦，主要还是因为客家人身份而被当地的地主欺压。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洪秀全等人兵临城下，我看韦昌辉大概率不会选择造反。”
刘馨听了这番解析，不禁陷入思索，沉吟道：“所以按照你的看法，让那些家里有钱但是缺乏官面上身份的人有一个获取社会上流身份的渠道非常重要，甚至是可以影响天下安定的大事之一？”
“很大程度上来讲的确如此。”高务实叹息道：“你可以认真想想一件事：为什么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所谓天下精锐的满蒙八旗，而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地主阶级。
然后，你还可以想得更深一点，那就是既然他们仅凭地方团练就能击败让满蒙八旗束手无策的太平天国，那按理说他们回过头来剿灭满蒙八旗、颠覆满清朝廷，也可谓轻而易举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们却都没有选择造反？”
刘馨沉吟道：“你是说，满清朝廷在那时候已经和汉族地主阶级完成了高度的利益捆绑，因此无论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罢，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在当时的朝廷里是受到保护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动力去做推翻满清的这件事？”
高务实点头道：“这就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些次要原因，比如他们各有力量，又怀疑自己能不能让全体汉族地主阶级都站在自己身边，以及社会层面对于忠臣的溢美、对于‘逆贼’的不屑，乃至于他们获得较大力量时自身年龄的大小等等，多多少少也......都是影响因素之一。
但我还是那句话，阶级利益得到保护甚至满足，这才是主因。就像那句名言说的：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这话就叫一针见血，因为在当时而言，地主阶级的力量还真就是最大的。而只有那位伟人，他才能通过革命的组织把几乎全民的力量聚合在一起，超过地主、资本家等原本看来最强大的力量……这实在是宛如神迹，我是肯定做不到的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刘馨点了点头，道：“我总结一下，你的主要观点归纳起来就是说：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必须保持开启，因为它是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至于如何上升，哪怕只是最简单的花钱也无可厚非。”
“倒也不能说无可厚非，只能说两害相权取其轻。”高务实沉吟道：“其实在封建社会里，朝廷许多政策都有意想不到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