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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一下商籍的问题。
这个本来不想多说了，因为商籍这种事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但看到很多人一直拿“商人是贱籍”说事，不得不在此普及一下。
首先，时代是进步的。
“士农工商”是先秦时期管子提出的理念。
原文在《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里都有记录。
典故叫“四民分业”。
尤其是《管子·小匡》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也就是四民不分贵贱，是国家的柱石或者基石。
这里的“士农工商”是并列的。
开始的时候，士显然指的是军人。
后来，士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代名词。
再后来，读书人掌握话语权，士又演变为读书人的专属。
等到了明清时候，已经过去千年。
但这时候的户籍制度，也不是“士农工商”这么简单。
具体我就不说了，只说一点。
那就是明朝无商籍，清朝也只有一些盐商为了科举附了商籍。
可能有人觉得不符合“固有认知”。
然而，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就好比你和人说《大明律》里的条款，但他就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样朴素的法制观念，大概还停留在上古时期吧？
还有说起进士的年龄，很多人不看朝代。
只会提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可这是唐朝的诗啊！
这其中的代际差异之大，我简直无法形容。
还不能说完全不对，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思想被固化在某个历史阶段了。
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没能与时俱进。
现在再说回本书里，薛家的定位。
原著明白写着“仕宦名家”，我也用我的解读尽量为大家还原了。
就算不接受也行，可若真有很多人以为有的“低贱的商籍”，这种大家族会被编入？
但凡薛家的人脑子正常，也不会改成贱籍吧？
护官符上的“金陵四大家族”，是本省公认的。
显然顶多只是开始衰落，还没倒台呢！
我知道，说到这里肯定还是会有人和我杠，
就像我说原著里，薛宝钗管薛姨妈叫“妈”。
有人说原著的叫法也不符合古意。
那我只能说，您是比红楼作者懂古人的。
“商籍”的结论说完了，那就是：
在明清时期，相当于没有商籍这回事。
现在再说说“士农工商”的问题。
对于“士农工商”，我的观点是：
封建社会的阶级，不能简单的套用“士农工商”。
而是该【用辩证的方式，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很多时候，很多事都可以找规律。
但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铁律。
“士农工商”无论是定义，还是包含的阶层。
在千百年来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比如商人，肯定有小商小贩路边摊，他们绝大多时期地位都很低。
但也有皇商，是皇帝的近臣。
带个“皇”字，那他的地位就会随着皇权而变。
一般来说都是不逊勋贵的存在。
除非读书人，开始掌握话语权。
当读书人开始掌握话语权，那么不止皇商，勋贵的地位也会有所下降。
因为读书人要的是相权，是和皇权是对立的存在。
但读书人在每個朝代的不同时段，地位也是不同的。
比如明朝。
洪武和永乐都杀了不少读书人，可见读书人也就那么回事。
反而当时依附皇权存在的权贵，地位就极高。
永乐开始组建内阁，当时也只是提供施政建议的地方。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顾问团，并没有太多权力。
到了仁宣之后，国势越发稳定。
内阁逐渐掌权，开始搞座师同年门人弟子。
读书人的地位也跟着提升，逐渐掌握话语权。
这时候依附皇权的权贵，也慢慢被边缘化。
我要说的观点，也很明显了吧？
那就是地位高低，就看是谁掌握话语权。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读书人的地位高不高，看相权是否压过皇权。
皇商和勋贵的地位高不高，就看皇帝是否集权。】
现在再说回本书的背景。
作者结合原著，写的是王朝第三代。
我也在书中明确写过，此时正处于转型的拐点。
读书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开国勋贵的地位逐渐下降。
但是，这个是大趋势，还远没达到读书人压制勋臣的地步。
如果是凸显读书人的身份，非要说皇商、勋贵地位低下。
那这个背景设定，就应该在王朝中后期。
只有这样才合理。
这就是作者想说的，结合大背景看“士农工商”地位。
如果看到这里，您还觉得有问题。
比如某些人高喊着：
“士农工商不是开玩笑的”
“作者你不懂士农工商”
“你根本不懂历史”
那作者只能说：
很遗憾，是我费力不讨好，没有按照您的固有认知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