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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本篇是先儒对君子（有国、有家的贵族统治者）理想人格最早的论述。一部《周易》是为“君子”而写，是为“君子”讲述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君子”是治国的主体，又是预设的理想人格。
本篇通透着作者对“君子”人格的预设。《乾》篇里讲的“君子”，是体现在行动上；而此篇里的“君子”，则体现在人格上，即品质修养上。本篇虽然论述“君子”的品质，但落脚点还是在政治目的上。这就是《周易》一书里的“君子”理念。本篇所讲的“君子”之谦，也成为后儒之学上君子道德观念的渊源。
本篇的“命题”是“谦，亨。君子有终”。这一“命题”的含义是很明确的。这是讲君子应始终保持谦逊的品质，本篇的内容也就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的论述。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其意是“谦逊又谦逊的君子，由此能担当国之重任，吉利。”自《周易》哲学始，把政治与人的品质挂钩。后儒学者孔孟同样把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寄托在预设的完美道德人格的君子身上。而这种理念是始构于《周易》。《周易》作者始认为，“谦谦君子”与“用涉大川”是个条件关系。同样后儒学者总是把道德理念与国家政治（即治国）捆绑在一起。《周易》始创的“谦谦君子，利涉大川”无疑深深的影响了后儒学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说。政治应体现在社会制度与体制建设，而道德则体现在个体学识品质修养上的完善。一个范畴属“公”，一个范畴属“私”。个人的品质修养却与国家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如某一个人在出任管理者来讲，是有一定的关系影响。但对于政治制度，及体制建设与完善并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道德本不是法律制度所调整的对象。但中国古代却把道德上升为法，而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就混淆了道德与法制二者的关系。所以古代高喊的仁政或以德治国，只能变成专制虚伪者的口号。而古代的儒学者，如孔子，孟子，朱子等皆把道德与政治视为一体，造成中国古代道德政治说教发达，而制度建设贫乏的历史现象。也就形成了“满口仁义道德，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虚伪现象。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根本，而缺失制度建设，也就成了道德治国的乌托邦。
《周易》是儒学元典，被孔子所重视，并看出了义理内涵。《周易》是先儒建构的政治学说与理论，是开儒学之先河。故《周易》的作者是儒学的鼻祖，孔子只是先儒学说的发展者。孔子进一步发展了《周易》里的哲学思想，成为先秦儒学集大成者。孔子进一步完善了伦理道德秩序学说，而非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观，只是《周易》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周易》体现的是政治学说，而孔子的学说同样体现的是政治学说，因孔子所讲的伦理道德之目的归根结底是实现伦理政治秩序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