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周易》 二（3/4）

　　①《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②《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③《左传·召公五年》：“初，穆飞之生也，庄权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
　　④《左传·昭公七年》：“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
　　⑤《左传·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它。’
　　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以上《左传》里记载的以直接点明《周易》卜筮的也有五个例子。当然《左传》一书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有没有直接点明《周易》这一名称，但卜筮内容同样是用以《周易》进行卜筮的例子。
　　现将《左传》里记载的两种运用《周易》（卜筮与引用）时的称法对比如下：
　　1.《左传》记载的用《周易》卜筮时的称法
　　①《僖公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
　　②《昭公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
　　③《襄公九年》：“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
　　2.《左传》里记载的引用《周易》时的称法
　　①《宣公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
　　②《襄公二十八年》：“《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
　　③《昭公二十九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
　　通过对比来看，虽然是两种用法，但显然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内容的书，即“春秋《周易》文本”（不同于今本《周易》以“六·九”数字为爻题的卦爻格式文本）。不过两者运用时，在表述上是有区别。史巫用于卜筮时的称谓方法是：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或省略去《周易》名称而说：筮之，遇“某之某曰”。如“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而其他人士在引用时的称谓方法则是：《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如“《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这“某之某曰”，如同“某篇里的某句子”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犹如“《师》篇《临》里说”。而在卜筮上，犹如“《坤》里的《比》繇辞说”。尔后，才引出“某之某曰”里的一句话（卜筮上称“繇辞”），无论是引用以此阐明事理，或是卜筮以春秋《周易》文本符号里的八卦取象意，或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因《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周易》不同于今本《周易》格式称谓，我们命名为“春秋《周易》文本”）里文辞字意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表明所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虽然春秋时期人们使用的是一种文本的《周易》，以《周易》卜筮时言“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引用说理时言“《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筮之，遇”；与“有之，在”，显然是对《周易》的两种用法，两种话语，两种性质的对待。从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流传，就围绕着《周易》形成了两种话语与运用。“筮之”与“有之”也表明了两者运用《周易》是有质的不同，既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