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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姨家待了2天后回到家，听母亲讲，这几个月，父亲经常去他“干姑娘”家，干姑娘和她爸老让我父亲给她买这个，买那个，大多数是零食。甚至父亲偷偷取回我的工资给他干姑娘买了手机。这真是让我无法忍受！而且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离不开酒了，每天都喝，一天不喝都想。他也不在乎尊不尊严的了，醉酒更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两年因为母亲管着，不让他给干姑娘买东西，他经常打母亲，甚至我在大姨家的时候，他用啤酒瓶子差点打到母亲的头！也许是碍于父子的缘故，我并没有找他算账，最多是说他，劝他。他满口答应，可是做的事情却相反。我也非常为母亲担心，担心哪天父亲失手，在把母亲打个好歹出来！我那时候真的希望自己能“牲口”一些，揍他一顿！可是我下不去手，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只能带着这样担忧的心情，再一次地出国了。
回到家不到10天的时间，我接到通知，要出国了。这次我是和林哥一起出国的，他比我早回家的，这次也和我一起上去。
我和林哥从绥芬河坐火车去格城，而从格城到乌苏里斯克是乘客车。在这趟客车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伙去俄罗斯种菜的中国人。他们都是从绥化的一个村子出来的。一群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穿着非常朴素的衣服，朴素到像是干活时才穿的破衣服，甚至在衣服上都是泥。大包小包的东西，在海关的时候还大声喧哗，被俄罗斯海关人员呵斥。
在他们中间，我和林哥则像是穿着体面的城里人，干净整洁，长的也是白白净净。这些“乡下人”也很羡慕我们这些“城里人”。但是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伙儿”的，因为我也是从乡下走出来的，甚至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的鞋底也粘了很多的泥，被我擦掉了而已。只是我比他们幸运，多读了几年书而已。
我和林哥被大包小包的行李挤到过道上动弹不得，甚至我连一步都挪动不了，挤的我急了，大声喊叫，可是无济于事，他们照样往车上装行李，他们说“也不能扔了啊！”。一个行李包砸到了一个叫做“小伟”的22-23岁的小伙身上，显然把他砸急了，用脚猛踹行李，嘴上骂骂咧咧，几个中年妇女说道：“哎呀，这小伟啊，这脾气可不行！”。
我的衣服被一个行李包漏出来的东西弄脏了，我一闻是大酱。东北人喜欢吃自己家里自制的大酱，甚至出国也带着。但是密封不严实，弄脏了我衣服，气的我够呛，可是又没地方诉苦。从格城到乌苏里斯克要坐4个小时的车，累大劲了我就依靠在他们的行李包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路上，一群妇女吵吵着要去厕所，可是他们谁也不会说俄语，于是我对俄罗斯司机说道：“女人们要去厕所”。司机把车停到了路边，7-8个妇女去路边蹲下来小便，我把头转过去不看她们，俄罗斯司机也把头扭了过去，但是几个中国“老爷们”却没有，盯着她们看。妇女们回来后半开玩笑地大骂偷看的人：“一个老爷们偷看老娘们出外头（如厕），臭不要逼脸！”。
后来终于到了乌苏里斯克了，我却被累地快坚持不住了，行李把我的腿都挤麻了，看来这次真的是被这群同胞“害惨了”！
我和林哥打车从乌苏里斯克到的伊曼，这时已经是晚上了。老孙头给我们热了饭菜，我和林哥每人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两大碗饭。
后面在伊曼，每天就是检尺，没活的时候就在家里看电视。有一次一个俄罗斯客户送给我们一只大大的乌龟。这乌龟很凶，它会张嘴去咬任何胆敢靠近它头部的东西。宋伟拿出辣椒放到乌龟的嘴边，乌龟张开大嘴上去就是一口，后来竟然给吃了，也不知道它到底怕不怕辣。老孙头把乌龟按在菜板上想办法宰杀，可是这乌龟是个“缩头乌龟”，任由老孙头刀劈斧剁都无济于事。后来老孙头让我在前面用筷子逗，他拿刀随时准备好，就等乌龟把头伸出来，他好下刀。在尝试了几次后终于成功地把这只可怜的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乌龟宰杀了。宋伟说他们前几天吃了一只乌龟了，也是客户送的，还用白酒兑乌龟血喝的。我也来了兴致，去找白酒，但是家里没有白酒了。我急匆匆的跑去商店买来伏特加，回到家后，碗里的乌龟血已经凝固成一块儿了，我觉得可惜，不过我还是把血放进了酒杯里，到满了白酒，连酒带血一口喝了进去，却被这块乌龟血噎得够呛。炖乌龟肉倒是没有什么吃头，味道很一般，也没有觉得多么的大补，就那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