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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上班，陈建功把一小纸盒装有水心笔交给长林。说：“这是领班放在这的笔，到时他会来拿。我要下班了。”
“放那吧。”他不以为然地。突然又鬼使神差心细地补了句。“这盒里装有多少支笔呀？”
“这么一小盒，大概也就二、三十支吧。”
“噢，我知道了。放那吧。”
说实话，长林在心里已经很反感陈建功那种见到领导就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的佝偻样了。所以与他交流时，语言也不是很多。
事后，多次上下交接班，都不见领班来取那盒笔。不知不觉长林都有点把那事给忘了。突然有天陈建公问他：“洪长林你还记得领班放在我们这的一盒笔吗？”
他一愣了下神，似呼把它给忘了。但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嘴上还是马上回道：“怎么了？”
“昨天领班拿走了。他说数字不对，怎么二三百支笔，变成二三十支笔了。要追责我们呢。”
听说要追责，他的思路立马清晰起来。“那天我问你了，你不也说只有二三十支吗。一个那么丁点大的纸盒，能装得了二三百支笔吗？”
陈建功略有所思深地看着他。“我说了吗。都有点记不清了。”
“你健忘了吧。”他想起开员工会时那位同事的提醒，感觉他和领班要搞什么阴谋，很严辞地说：“不过他交与你手中，又从你手里取走。跟我也没多大的关系。”
陈建功听了，有点闪烁其词，抓腮挠耳的不自在。吱吱唔唔半天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来。就像投机分子的‘长腰蜂’整天“嗡嗡”东飞飞，西看看的样子。总想乘人不备，淬不及防蛰你那么一下。尽管没有黄蜂那样烈性索命，却也让人刺痛发麻。
向来与人交流直性子的长林，对此人已不得不防。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虽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了。没办法，进什么山头就的学唱什么山歌。还是少说多做吧。长林没再想和他交流下去，就自顾自地去巡岗了。
他巡至大楼东门时，正巧见一位保洁立在一把临时的凳子上，踮着脚尖伸手想取一个套住摄像头的纸皮。嘴里自言自语嘟哝着：
“谁把纸皮挂的这么好，挡住了摄像头。万一出个啥事都没找（证据）的地方。”
只见她摇摇晃晃站着，突然凳子脚一倾，身子失去平衡，保洁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巡楼至此的长林几状，急忙上前将摔在地上的她扶起，问道：
“人没事吧？”
保洁痛苦地摇了摇头，又活动了下身子，确定身子没事，脸上露出一副侥幸的表情。说道：
“谢谢！”
“挺危险的。以后这么高的事，叫一声就好了。”长林说话间，站上凳子，扯下那块纸皮。转身看那保洁还在揉搓着身体，问道：“要不上医院看看，检查一下身体？”
保洁听了，一脸无奈地说：“我们这些贱命，身子骨哪有那么娇贵。”
长林见保洁确实没什么事，抬脚欲离开。保洁轻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