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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那年，我决定就这样混一辈子。
整个村庄静悄悄的，只有偶尔的一两声鸟叫才会打破这寂静。夏日的下午，暖暖的阳光照在背上，我聚精会神地盯着地上紧张地来回奔忙的几只蚂蚁，不明白它们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些动物天生就生长在水草丰美的地方，不用打拼，就能活出精彩人生；有些动物来到这世上就要苦苦挣扎，为了可怜的一点食物和阳光拼尽全力，我感觉自己就是村东头盐碱地上的一株芦苇，或是这几只忙碌又茫然的蚂蚁。
古老的豫东既有悠久的文化，也有悠久的贫穷。我的贫穷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我很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点。我的榜样是二叔，二叔在XJ已经混了小半辈子，是我们段氏家族这一支除了传说中远走XJ的大妗子外最有出息的人。二叔在我十岁那年去XJ找从未见过面的大妗子，但是去了五年也没弄清楚大妗子到底在哪儿，但是走南闯北，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几乎每年春节都回来，每次回来都有变化，这种变化头几年是外表的：蓝黑大棉袄换成了皮袄；后几年是内在的：话越来越多，搞不清哪句真哪句假，有时候又半天不说一句话，低着头想心事。
二叔最后回来的那年春节我还在上高二。脸上依旧挂着谦卑的笑，身上却穿着豫东农村少见的皮袄，兜里随时掏出一盒半盒香烟，看见长辈啦干部啦嬉皮笑脸地递上一根，剩下的硬塞到对方的兜里。快四十岁的人了，虽说盖了新屋，可不见有女人，还是吊儿郎当的一个人过。
二叔买了一辆最时兴的崭新的嘉陵80摩托车，春节时的红白喜事，走乡串户都骑着，满嘴喷的都是他在XJ的见闻，比如说民族同志卖水果不用秤，吃完数水果核算钱；或者朝果树上踢一脚，踢下来的水果多少都算自己的，按脚算钱；天南海北的奇谈怪论，惹得大伙有时惊得张大了嘴，有时又哈哈大笑。村里都在传说二叔发了小财，当了工头，组建了施工队，在XJ各地干大工程呢。
1992年7月9日高考结束，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其实高二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读书但不是考大学那块料。如果老天爷初中时对我明确表达这个意思时我也就死心了。可是中考镇中学排名第五的成绩让我昏了头，竟然萌发了到郑州上大学的幻想。高中第二年，我才琢磨明白了大学是怎么回事，我的学科成绩分布的偏科程度让最喜欢我的老师也绝望。数理化一团糟，每门课没有高于40分，文史地倒是年级排前几名，高二分科，我毫无悬念的学了文科。
这种结果其实得益于二叔：打小时候二叔每年春节从XJ回来呼呼啦啦都会从旅行包里倒出一大堆闲书，什么《大众电影》、《世界之窗》、《儿童文艺》、《辽宁文学》等杂志，还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小说，甚至还有一些缺头少尾的手抄本，《梅花党》、《303号房间的秘密》、《第二次握手》，日积月累，竟然有一大木箱，这些书有些成色较新，有些快散了，有些书页上还有油渍和饭粒，都是二叔坐长途班车或火车腆着脸或要，或捡，或五分一毛的收回来的。这一木箱书算是我的原始资本，周围各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箱好书，学校经常有同学人托关系找我借书或换书看，最后演变到借一本书五分钱，日积月累的，我竟也有了一百多元的进项。
尤其是一本厚厚的硬壳书是我的宝贝。是去年二叔带回来的。这本书仔细被牛皮纸包了书皮，书皮上还用毛笔端正地用小楷写了书名。内页有些磨损，也发黄，起了毛边了，一看就有很长的年头，扉页用繁体字印刷着中华书局出版，还盖了一枚印章，由于年代久远印章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光泽，我仔细研究过也不知道这枚印章上是什么字。但是书的内容我却十分感兴趣，虽然全文都是用半文言文写成，但是还是难不倒我这个偏科严重的高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