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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97，香港回归那一年。
一个号称是范曾徒弟的画家，租下了我舅舅的院子，开办了一个针对城郊儿童的国画班。表弟和我作为房东的子侄，享受了免费入学的特权——说起来，我第二次体会房东家属的自豪感，是这次学画经历的十年后，那时舅舅拆迁，我走进屋门，一个憨厚的老乡问我干啥的？我很骄傲地说：房东。
书法、国画，老师都教。他一头长发，身体发福，是个粗糙中透着文雅的中年汉子。我们就叫他范老师吧，反正也没人在乎他叫什么。这个老师还是有些水平的，我表弟后来参加全国比赛获了奖，作品还登在一本比赛画册里，足以证明范老师不是酒囊饭袋。
当然，以我懒散的性格，没从他老人家身上学到什么。唯一留下痕迹的，是我还能写点毛笔字。我感谢他。他还托人给我们刻了两个印章，一枚写着叶振之印，一枚是个闲章。
范老师还留给我两个记忆。
一个是我写了一幅字，他说不太好，我就动手撕了，他忙说别撕啊，多可惜——这让我想起自己刚开始写广告，有次李欣龙说我写的不好，我直接删了，他说别删啊，可以留着做其他用处。
另一个记忆是我和表弟去英雄山文化市场买国画书法的书籍，我们既然是范曾的徒孙，自然要买他老人家的作品。可惜问了几家都没有，直到走到一个中年男子的店铺前。
表弟：我要买范曾的书。
店主：什么玩意儿？
我：范曾的书。
店主：反正的书？俺这没有，俺这书都是一面的。
我说这些事，可能就是想证明我是有文化修养的。自从我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就一直以被同事看成“文化人”。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在下。
其实我现在不太想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因为第一人称总给我一些不好的联想，让我不太敢让主角倒霉。这可能是强迫症的表现。
我写到这里，想到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我的青年时期。我从南向北坐着4路车，正当我低着头看手机的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小伙子，我腿不好，你能给我让个座吧？”
我抬头，看见一张慈祥的脸。一个老太太笑着，精神健旺，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烫着大波浪，面无表情。
我摇了摇头，低头继续看手机。
老太太沉默了，虽然我没抬头，但我猜她的笑容应该是凝固了。大波浪可能是老太太的闺女，突然喊了出来：“哎呦~这么大个子的小伙子，不能给老年人让个座吗？”
她的语气是讽刺的，显得邪恶。我有点愤怒，但是也不好意思和个娘们在车上吵架，于是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当然，手机上的内容我一点也没看进去。
大波浪显然愤怒了，她提高声音，怒道：“白长这么大个子了”。
我真怒了，就差一点我就和她对骂了，但我忍住了，继续看手机。过了一会，大概有人从大波浪旁边走过时不小心碰到了她，她愤怒地喊了一声：哎呦！
这段故事我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别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