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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星骏刻意地瞥了眼屋里垂头丧气呆坐无声的男人，念叨着这点儿零碎的推脱说辞就烦得牙根儿疼，抬脚一踹把门带上，“咔嚓咔嚓”地又点了根烟续上：“屋里那个当妈的已经捏着电话手表哭得快抽抽了，我不好劝，你进去看看能问出点儿什么有用的没有。比如孩子最近有没有什么行动上的异常，常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其他疏漏的关键地点没有找过，有没有离家出走的征兆什么的……而且你刚提到的，因为失踪得太过安静，还要考虑有熟人作案的可能……我这刚因为先前说话嘴臭的事儿让你师父好一顿骂，要不是最近缺人手，我这会儿关小黑屋里停职写检查都保不齐。你出面也能稳妥点。”
重案三组组长当着投诉其言语不当造成二次伤害的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的面，被刑侦支队正副队长一唱一和骂得气壮山河的事儿，十有八九会成为刑侦支队——乃至整个市局上下，新一年茶余饭后绝不会被放过的“深刻话题”。
黄组长虽然喊冤，不过所谓的“言语不当二次伤害”，也属实是他一时莽撞失策造成的艰难局面。
性侵案件属性特殊，受害人因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以致彻底崩溃放弃的事其实时有发生，警方处理类似案件大多也会优先考虑受害人的承受能力以及配合程度，尽量避免用词不当或是过分催促，无意间使得受害者更深地陷入痛苦的情绪当中。
但生理上的差异注定导致了情绪上永远无法确切的感同身受。
协同取证调查的派出所女民警因为顾及到受害女性几次濒临崩溃的痛哭一再地打断了黄星骏关于回忆嫌疑人身体形象特征的问话。黄组长起初表示理解，也没生出什么厌烦情绪，可架不住三番五次因为哭泣而被迫中断的取证谈话——更何况重案组这边同时接到了两起可能关联的尾随骚扰报案，正在焦头烂额地根据受害人多方证词考虑是否需要并案调查。
年节当前顶着要案必破的重压，堆在三组桌面上的案子愁得黄星骏一个头两个大，估计也是那天情绪不佳，在受害人迸发新一轮的痛哭当场，黄组长就被她哭得头皮发麻，一拳头砸在桌板上，破口喊骂：“哭有什么用！你哭成这德行那犯事儿的不还在外面逍遥法外吗？！你得告诉我你知道什么我才能帮你抓人啊？什么都不说你报什么警？！”
“老顾是就事论事。总要给受了伤害的姑娘和家属一点儿心理上的安抚……”
归根究底，这事儿站在警方的立场来看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顾形当着受害者家属骂人的时候，快炸出会客室的喊话也大多是批评黄组长处理不当，批评教育引以为戒之余，认错态度和实质性的精神补偿得双管齐下。
“虽然我这嘴也没比你好哪儿去——”
江陌不太好评价，站在原地沉默了半晌，抬手在黄星骏的胳膊上轻轻一搪。
“先试试问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