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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施卫宁先生的人生路途，多半都是延展在宽广的平原，而很少曲折崎岖。高中毕业时，史无前例的那个十来年还在闹闹腾腾的而没有拉下帷幕，好多城市的好多青年背上沉沉的包裹由城市向农村疏散，以缓解城里就业的压力。而施卫宁因为母亲本来就是一个农人，他和母亲的户籍本来就钉在农村，因此，他属于回乡知青的一员，并不需要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去干活儿找饭吃。他回乡和农人们风吹雨打起早带晚地在农田里干了一年左右，大队——相当于后来的村——的支书就提拔他做了生产队——即后来的村民组——的会计。这可是一个躲避风雨躲避毒日照射的好职务，是一个不需要挑土挑粪而就能得到高工分的职务。而今的年轻朋友们对此怕早已陌生早已茫然不知其情了。
施卫宁先生的命运，与那些推荐进入大学读书的人相比，又算是稍逊一筹，比极少数人不足而比绝大多数人则绰绰有余。那些推荐进入大学的人，是头等的天子骄子，是上帝最为宠爱的对象，不知羡慕杀多少人了。但施先生与绝大多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无土地所有权无土地承包权的农人相比，又不知高出几个台阶几个档次了。在社会全员都没有迁移权并基本上没有工作选择权的情况下，施卫宁能获得一个相当稳定相对轻松的职业，能衣食无忧，这实在是人生在世的大幸事啊。他虽然没有生杀的大权，但却握有予夺的小权，这些，依然是让世人觉得，菩萨是偏爱他的，他的命根八字是相配得很是恰当的。
父母亲赋予施卫宁的长相，虽然算不上是帅气绝伦，但一定够得上是中上之貌。匀称的身材，方方的脸庞。不足之点恐怕就是皮肤黑黝黝的，但毕竟黑得滋润可爱，比干燥的驴粪蛋可美多了。他的相貌一定比不得古代的潘安，大约也比不得近代的汪精卫，但正因为他的性别是“带把子”的，所以好多人都把他的黑黑的皮肤视为一个优点了：皮肤嫩嫩而白白，像个娘儿们似的，经不住风窗雨露，没一点英雄气概，太差劲儿了！有好多的女士就是这么看的，这便让反对者也奈何不得了。
基于此，施卫宁在恋爱结婚等问题方面，从来就不是让他父母十分担忧的。他找对象结婚，从来就不是找得着找不着的问题，而是如何挑选的问题。这跟皇上选妃子倒有几分类似。有皇上找不到妃子的吗？当然没有。把天下所有的男人都阉割掉，也该确保皇上找到妃子并独享妃子的呀。但选择难，难选择，选择后感到不适当还要费心思将其休掉的问题，倒是依然存在的。那也算得是人生的一种烦恼，只是绝大多数人不配有那样的烦恼罢了。
施卫宁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差不多和其他男孩一样，他的感觉能力和思维能力所能触及的区域，还没有明显地进入到两性的花花而复杂且神秘的世界。确实的，曾经，他还经历了一段颇为反感女孩子的阶段。据说，男孩们一般都是有这个心理阶段的。
他不乐意跟女孩在一起踢毽子跳绳子，也不太爱看女孩子用针线零碎布缝制小猫小狗小猪猪，连女孩子说话的声音他都感到不悦耳。但是，后来，也不知是经过了三年还是五载，生物自然的生长力在他的身体里发挥出作用，他的个头忽然似的向上窜了老长的一截，嗓音也变得粗哑了。只要他一开口讲话，让邻近的叔叔婶婶或大伯大妈听到，往往就招来玩笑：吆！卫宁的嗓子变成大雄鸭啦！再过两年，卫宁就能讨婆娘了！再过两年，卫宁就能做大人事生孩子啰！这时候的施卫宁，依然对男女的世界陌生而迷茫，他也没能用合适的话回击那些长辈们轻狭的玩笑。
那些个年头，所有的娱乐活动几乎全被治政集会和生产劳动所代替，除了领袖的语录，人们几乎不能和其他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的作品相见。不过，几万万人，还是具有七八个样板戏剧可供观看的。男女老幼，精神遨游在几个样板戏剧里，倒也在一时半刻里驱遣了体力活儿的疲乏和体力劳动间隙里的无聊与寂寥了。演唱样板戏，成了全社会的盛大风潮。施卫宁的班上，有一个叫罗才荣的高挑挑白净净的女生，扮演了一个叫“阿庆嫂”的地下女英雄的角色。这个女英雄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开茶馆的老板。但骨子里当然是为一个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地下派别服务的了。那个叫罗才荣的女孩，扎着头巾，穿着深蓝色底子而带小白花的上衣，系着深蓝而白花花的裙子，在那竖了几根毛竹棒而没有遮顶的露天简易戏台上，舞蹈起来并开了唱：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