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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顺家中有几亩地，前些年，大儿子在外，小儿子还在老家上学，家三口全靠这几亩地养活着，虽说家里过得并不富裕，也能勉强维持着家人的生计。儿子考上大学后，不比以往在县城里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的大笔开销。尽管国家对粮食设置了保护价，可这亩地季千斤左右的粮食，也就卖个千把块钱，除去肥料费、工具费等系列费用，每亩地也就净赚五六百块钱，年两季下来几亩地的收入估计五六千块钱，差不多勉强够儿子年的学费。村里人情事务又比较重，日常还有各种开销，眼看这光种地很难将生活维系下去了，蔡春兰就在刘福顺耳边吹枕边风，说人家去城里打工怎么怎么挣钱，那个谁在城里年挣了多少钱什么的。
刘福顺思前想后，决定趁着自己还没有变成把老骨头之前，出去“闯闯”，可他毕竟四十几的人了，身体完全不能和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相比，再加上又没啥技术和体力，还有“文化人”的固执，不懂得和别人交往套近乎，换句话说，就是不懂得人情世故，所以，这事还是费了点周折。最后，还是他老婆蔡春兰托人找关系才把这事解决了，跟着同乡个沾亲带故的包工头朱广生去城里工地上了个“小工”，就这样，总算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当中。
所谓的“小工”是区别于“大工”，大工在工地上般指瓦匠、水电工之类的带有定技术活的人，小工嘛般就是跟在大工后面，给大工拎拎水泥、递递砖块工具，基本都是重复的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小工干天六十到八十块钱，大工般是小工工资的倍，有点比倍还高些。
包工头朱广生九几年那会就开始和人进城打工，本质上说，他和他起的那些人是当地的第批农民工。在工地上干了多年的活，朱广生赚了些钱、积累了点财富，他为人又比较活络，于是，后来就拉扯起来只队伍，自己做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房地产生意不错的时候，他也赚了不少的钱，算是当地先富裕起来的那些人，他先是在县城里买了新的商品房，后面又在城市里买了房。
朱广生在老乡们眼里是有头有脸、让人羡慕的有钱人，但是，你要是说他真的多有钱也不见得，干这行欠钱跑路是常有的事，以前他也经常拿不到工程款，每逢过年过节，他常常登门求爹爹告奶奶的，拜托这个、恳求那个，还要安抚自己队伍里的人。他文化有限，小学没毕业，颇有些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和思想，因此，别看这些年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始终也只能做个在底层的小包工头，事业始终卡在瓶颈这不上不下，有时，为了节省人力资源，除了监督别人，他还会亲自上阵干活。
朱广生为人不算阔绰，自己没多少文化，也没太大能力，更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所以，这些年，他的队伍当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只有那么几个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人还留了下来，毕竟是本家人，朱广生般还是不会亏待他们的，这些人也知道要靠朱广生这颗摇钱树，有事没事说点好话、送点土特产是常有的事。这种任人唯亲，或者说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也从另外个层面导致他的事业无法发展壮大，不过他倒是安于现状，认为维持目前的状况也还不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