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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晴天。
今天信一告诉我，和妻子谈了离婚的事情，应该很快就可以有结果，因为妻子出轨在先，所以孩子的抚养权也很有机会获得。
“你离婚后会和我在一起吗？”
“当然，你怎么会这么问？”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当好哲也的母亲。”
“你当然会是一个好母亲。”
信一抱住我，我们在涩谷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拥抱了许久。很多人从我们的身边经过，和朋友出去游玩的高中生、带着孩子的主妇、拄着拐杖的老人，他们都急匆匆地经过，没有注意到我在信一的怀里哭泣。
我们下午去了神社，信一抽到了大吉，而我抽到了个小吉，我闹着要和他换，他也依了我。
我想，我以后就不是信一的情人了，而是他的妻子了。
2010年4月12日，星期一，我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一人坐在房间里，外面真的好吵。
我不想写，但我总要写，每写一个字都让我觉得一根针扎进了我的身上，它没有扎在大腿或胳膊上，而是刺进了我的眼球、耳膜或是私处。
早晨因为堵车，我迟了半小时到达公司，没有进门前，我便觉得办公室有些过于安静了。往常渡边和中野总会在晨会前大声讨论，做出自己前一天做了很多功课的样子，这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有些不安。
当我走进门的一刻，原有的安静变成了寂静，所有人转头看向了我，其中没有信一。
我有些手足无措，但也只能走向我的工位，这时渡边小声地对我说：
“水月，社长，社长他想见见你。”
我有些惊讶，回过头想询问原因，渡边却将眼神躲闪开来，继续盯着屏幕。
中野似乎在写着晨会记录，整间办公室只有他令人烦躁的键盘上响个不停。
我忐忑地敲了敲社长办公室的门，但愿是因为迟到耽误工作的事情，今天晨会正好是我主持，如果是社长责备我态度不认真，那是最好的。
“进来。”
门后传来了社长低沉的声音，如同风雨天老树发出的吱呀声。
我轻轻地推开门，社长沉着脸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那张办公桌大得就像要将我推出门一样。
“水月，你可真是了不起。”
社长说道，仍然阴沉着脸。
“社长，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你自己看看。”
社长一边说着一边喘着粗气，将一叠照片扔到了我的面前。
是我和信一的照片。
有我们一起吃饭的照片，手挽着手走路的照片，以及更多的不堪入目的照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内心的羞愧感，就如同第一次小学亲友会时，老师问我说“你的母亲为何没来？”时一样。
“人家妻子都闹到公司来了！在公司门口拉了一个条幅，逢人便发这个照片。‘野村证券首席分析师井村信一和他的办公室情人’。她把儿子也带来了，哲也你记得吧，那孩子就站在路上一直哭，把记者都惹来了，我报警了才终于把他们劝走，你等着明天看新闻吧。”
社长的脸胀地一片通红，语调不断地拔高，我相信整个办公室都可以听见。接着他烦躁地打开抽屉，“砰”的一声，巨大的办公桌甚至震动了一下。社长将找出的信封狠狠地砸在桌上，对我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