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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宾馆酒店的监控录像失败以后，苏乐和粱芙又找来了当时为金辉一家人办理入住手续的服务员。服务员40岁左右的样子，听说丨警丨察来找她，吓得走路都走不成样子。“你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就可以。”苏乐安慰这位服务员说。
服务员稳定了一下情绪，对苏乐说：
“那天下午有个人过来开三个房间，他还特意要了三个挨着的房间，他出示了身份证，我就给他办理了手续。然后我对他说，等入住的时候，要出示入住人的身份证。他当时说好的，没问题。”
“到了天黑以后，那人又来了一趟，问我值班到几点？我告诉他今天一整夜都是我值班。然后他说想请我帮个忙，我说没问题，帮助顾客是我们的职责。”
“然后他告诉我说，一会儿来入住的几个人没带身份证，就别登记了。我说按规定是不行的，可是那人赖在这里不走，我后来就答应了他。”
“然后那人拿出1000块钱，说还有一件事要我帮忙。我当时看到他给我钱，感到有些害怕。就说帮忙可以，钱我不能要。”
“他告诉我，一会儿那些人来的时候，让我问他们要身份证，他们肯定拿不出身份证，他叫我说把手机押在柜台上。”
“我说那人家能同意吗？他说你放心，他都说好了，能同意。”
“我问他你押人家手机干吗呀？他说这些人欠他的钱，怕他们半夜跑了。”
“我问他要了人家手机放哪儿呀？他说就放在我这里，等他们退房的时候给他们就行。”
“我后来想了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既然他都说好了，帮他一下也可以。”
“他见我答应了他，他又要给我钱，我死活没要他的钱。后来他看我坚决不要，就收了起来。”
“于是我就按照他说的做了，那些人真的乖乖的把手机交给了我。”
“丨警丨察同志，我没做坏事呀，就是帮了他个忙。”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苏乐问。
“嗯，那人带着个棒球帽，穿了一件咖啡色的夹克、牛仔裤、运动鞋，肤色不白也不黑，长方脸显得很有型，眼睛大大的，眉毛又黑又长。”
“他开房的时候出示了身份证对吗？”苏乐问。
“嗯，对呀，我拿他的身份证做了登记。”
“我们看一下登记的资料可以吗？”
“可以，不过要在电脑里看。”
苏乐和梁芙跟随这经理和服务员来到大厅里，打开宾馆里的顾客身份登记系统查询到，那天在富居宾馆开了三间房的客人叫侯胜利，今年43岁，西南某省人。
“入住的时候做实名认证了吗？”李经理问服务员。
“做了呀，这里面都有记录的，不信你们可以查。”
从实名认证系统里调出了当时登记的身份证，看到身份证上面的照片比较模糊，与服务员的描述并不太相同，苏乐把这些证据拍照发回了专案组。
在苏乐和梁芙去乡文县调查胖子刘宾的同时，耿元良和其他同事来到了梁县看守所。
梁县看守所的副所长谢天和被叫到了办公室。面对表情严肃的专案组人员，谢天和表现的有些局促不安。不等耿元良发问，谢天和就主动对耿元良说：
“耿组长，我有事情要向专案组反映。”
“好呀，不过我想先问问你，为何现在才想起来要向专案组反映情况？”
“我，我还是有些侥幸心理，怕让我承担责任。其实我心里也是很矛盾的，自从金辉死了以后，我一直都很内疚。”
“好啦，你说说具体情况吧。”
“我和王超是一个村的，从小就在一块玩。长大以后，大家都有了事业和家庭，联系就少多了。再说王超攀上了一门好亲戚，成了谢家村的女婿，就有些看不上我这个谢家的外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