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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江都国主孔善民差柳世权等人向宋国求和，宋国主宋高讲了高价财帛等言和价码，柳世权不能决，虽回转复明。
柳几人去后，宋高君臣数人随口谈论。宋高叹道：“此次征战，本孤唯独缺了聂震天这一员猛将，否则孔家早已灭亡了，何须接纳他们来讲和！”聂震天乃吴越第一高手，宋远、石凤权等人皆知，故于国主之言不置可否。卫南一来当初于聂震天有爱意，却是聂不予理睬，卫南因此心中有恨，二来瞧见国主如此看重于聂，心中有些嫉妒。因此之故，卫南虽晓得国主所言非虚，仍非议到：“聂震天此人耿直木讷，不知权变及大是大非，终究难堪大任！”又道，“大丈夫好儿男，当以建功立业报效家国为务，他却甘心闲居庭院，植树种草，全无一些英雄气志，岂不给人笑话！”宋高出于家国益利之故，于卫南此一番话，尤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等语，心中十分赞许，然而他又晓得聂震天所以困居于寓，无所事事，乃是他重视情义，不能决于自己和孔善民之故。
宋高不语，听得石凤权道：“如南子夫人所言，聂震天此人只知个人情义，而不知国政大体，确是难成大器！”石凤权讲出此话，自然是于国主偏重聂震天之心，亦有些许妒忌。马元通此时失落，于众人之“高谈阔论”，全无兴致；宋远乃国主胞弟，又是丞相，晓得国主兄长既因自己有国统之亲而可能防范于自己，又不能给国主瞧出自己无能，不堪国相之职而舍弃，因此小心翼翼，不轻言谈。
听得卫南道：“不过聂震天有受孔善民迷惑之象，无论如何不能将他放入江都，否则遗患无穷！眼下江都中，一个叛徒欧阳便已是棘手非常的了，若再多出一个聂震天来，当真要闹翻了天去了！”欧阳本为宋氏掌下的杭州三宝党徒，此时率领孔家军抗拒宋军，因此给卫南呼为“叛徒”，且卫南此一句讲得不虚，石凤权、宋远等人皆有同感。
石凤权亦道：“夫人讲得不错，聂震天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江都孔家之手。”卫南道：“他居于杭州便罢，若杭州不能留他，则唯有刺杀之。”卫南此句虽为实情，却讲得有些露骨沉重，故众人闻言皆沉默。国主宋高思及二三年前的金陵之事，彼时李传文、廖晨辉等人接连罗织罪名，制造假案，以排挤欧阳和聂震天，以至于二人出走金陵，最终为孔善民所用，今日二人之祸，实为当初李、廖等人串通一气，排斥异己而起，宋高思及此事，心中颇为愤慨。
不过李、廖等人皆为三宝党团骨干，追随党国多年，且于党于国，皆忠心不二，他们排斥欧阳和聂震天实是出于嫉恨和争宠之故，并非叛国谋逆等不赦大罪，故而国主宋高待晓得真相后，仅是将李、廖等人贬职，调离金陵，而不下狱处死。由此可见，宋高虽为雄主，却有私心护短之情，面对忠于自己之臣属之歪风邪念，亦不能秉公果断处置。
再说柳世权等人。柳世权归临湖镇将宋高罢兵的条件报知孔善民后，孔善民却当即答允了下来，只还口说要宋高立下国书，言明两国以大江为界限，十年之内，不能过江北犯。于是乎，柳世权等人又持孔善民此议再赴江都城。
传达宋高后，宋高不期孔善民竟应得如此“爽快”，欲改口，却是不能了。末了，宋高唯有效仿孔善民，要求江都国立书言明二十年内不能过江南犯。宋高所言“不犯之期”比孔善民多了一倍，自然是恃强托大，欲于声势上压江都和孔家一手。柳世权无权代决，唯有又归报孔善民。
孔善民闻言，晓得宋高依仗国力强大，有意压制自己，面上确有些挂不住，然而为求宋国尽快退兵，自己能率领军官民尽快归江都城复国，心中又无可奈何。正此时，欧阳献议说，宋国所求江都二十年不犯其疆界，正好呼应了孔公所言，如此一来可保大江南北两岸，一二十年之安宁太平，乃是两国之双利，全可答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