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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挺
从万历元年穿越时开始，朱翊钧就在研究明代的税收问题。但一直到万历十四年才有所动作，是因为他深知财税政策的根本：首要的是涵养税源。
变法之前，全国最大的税源除了土地田赋此类的农业税，就是朱翊钧组建的工商联合体——此际加收工商税毫无意义，因为这个联合体的利润都被他用来搞研发、练新军和帮助朝廷度过各种阵痛期了。
变法之后的头几年，各类工商企业尽管有资本支撑，但草创阶段不能加税，朱翊钧需要的是它们野蛮生长，创造就业，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
如今大变法全面推开已经六年，朱翊钧需要利用税改给狂飙突进的资本套上新的笼头。因此，税改正当其时。
此际的天下是资本和封建的混合体，朱翊钧给出的判断是半资本、半封建社会。在各大城市，以纺织业、水泥制造、钢铁冶炼、采矿业、初级化工为主体的工商业已经培育出规模可观的市场；在广大农村，以耕织为主的生产力和宗族纽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初级工业品的社会化生产已经在城市里将原有的手工业摧毁殆尽，漳州民变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多种政策压制危机的朱翊钧明白——新生的资本亟待扩大市场。
不管皇帝愿不愿意，资本的触角将向乡村延伸，吸纳新的劳动力的同时扩大消费市场，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无法提供这些的。因为这需要大幅度提高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民的消费水平。
涉及到如此宏观的经济政策调整，不由得后世的小处长有如履薄冰之感。但后世中国有一个现成的经验，朱翊钧可以直接抄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一力降十会”式的资本定向漫灌政策，将极快的催生城市，并立竿见影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