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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过去了，二姐的声音恢复了一些。这时在父亲一再的追问下得知，原来二姐是被生产队里的一个高中生打了的，他家就住在离二姐家不远的上面，应该说是邻居。原因是村干部来队上开会，会后就在那个高中生家中吃午饭，这里的饭局也是要算成钱的，通常是在农税提留中扣出，谁把与领导的关系梳理得到位，谁才有机会给他们布置饭局。二姐在饭局之前到过高中生家，为农税提留帐目不清一事向支书提出异议，要求把帐目查一下。支书很不耐烦，也许厨房传来的鸡肉香味所致吧。二姐还是一个劲的与支书理论，这让高中生生了气，对二姐大吼，叫她滚出去，这是领导们吃饭的时候。论辈份，高中生应叫二姐姑姑。二姐觉得有事不找这些所谓的父母官又能去找谁，于是继续与支书理论。谁知，高中生突然火冒三丈，拾起一个木凳子就朝二姐的头部砸去，二姐下意识的用双手去抱自己的头，这样凳子便狠狠的砸在二姐的手臂上，顿时，手臂肿了起来。还没等二姐完全反应过来，高中生便把二姐死死的按在地板上，高中生的妈妈也过来用一只脚踩住二姐的小腹，就这样，高中生用雨点似的拳头把身单力薄的二姐一阵毒打。支书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的欣赏着，端着一杯茶，二郎腿伴随着二姐的呻吟声均匀的抖动。半晌，二姐像木匠拾起的折尺，从地上一节一节的爬起来，但最终又散了架似的一下子软了下去，可怜的二姐只得从高中生笑声的藤条里慢慢的爬了出去。身后是高中生的母亲的叫嚣：没有男人的女人，老娘看不顺眼就要修理你，记住，我家就是你的修理厂，如果你身上想安装个什么零件，以后就找我安装，看在你没有男人的份上，我就免费。爬回到自己的家中，二姐便晕厥过去。清醒后，二姐还得坚持拖着受伤的身体，跪在田间地头给猪牛们割草。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差点险些死在苕地头。
父亲听得很刮心，这个打人的青年怎么连起码的人性也会丧失，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怎么会如此凶残狠毒呢。至于那个妇女，父亲并不想与她一般见识，毕竟她节没有文化。
父亲当天便去找支书，先问清了事由。支书说自己当时睡着了，没有看见。父亲只得给城里的四哥与我打电话，把二姐被人打伤的事告诉了我们。
我们马上赶到二姐家，先把那个四处躲藏的高中生揪了出来。父亲问他为什么会如此丧失人性，高中生回答说，因为自己今年高考落榜了，心情不好，怪只怪她不识相。父亲听到后，当即就给了他两个响亮的耳光，想把这样的人渣给打清醒。看到二姐惨不忍睹的模样，我们气愤极了，四嫂提议干脆我们也把他们家的人先打个半死，那时都再来解决问题得了。父亲急忙制止，说现在是法制社会，他们愚昧我们不能跟着当法盲，既然把人打成这样那我们只能去派出所报案，要验伤。
父亲后来再次找到支书，向他阐明我方的观点，如果二姐的身体出现严重的后遗症，那么此事可以上升到刑事责任，二姐这样的官司相对来说比较好打，因为证据确凿，再加之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存在节外生枝。
由于马上要改选了，支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便开会决定：肇事方给二姐赔偿医药费，在二姐看病期间，由肇事方全权负责二姐家的猪牛。高中生的母亲这才意识到犯下了大错，这时她哭了，扑通一下跪在父亲的面前，求父亲不要到城里去写状纸，说她愿意给二姐的牛多割点青草，给猪多喂点人吃的粮食。父亲哭笑不得，这些山民，这些法盲，真的让人既好笑，又痛心。父亲想，不过也得给她们一点教育，于是把头转到一边，没有搭理她。这时她又跪到二姐的床前，求她发发慈悲，求她当个活菩萨，当个观音娘娘，求她到城里少住几天院，自己在外打工挖煤一年的老公，至今没有领到一分钱。善良的二姐叫五嫂赶快把高中生的母亲扶了起来，说，自己不会乱害人的，叫她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