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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父亲走路也得靠拐杖了，他的呼吸也很不均匀。
四嫂再次在电话上通知在外的弟兄姊妹，把父亲的病情讲了一遍。大家都有点发慌了，于是决定马上赶回来。
我把妈妈接了下来，让她呆在医院陪父亲说说话。
父亲见到妈妈后，眼泪还是流了出来，叫她坐到他的病床上。他们其实还是有许多说不完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反正不好打搅，也就走出了病房。
后来隐隐听见他们在争吵什么，不一会儿，妈妈气冲冲的跑了出来。原来是父亲在劝她要坚持锻炼身体的事，和三顿饭要如何吃均匀。妈妈说她不想锻炼，也不想做饭。就为这父亲便说她不把自己当人，害的最终是自己。
所有在外的哥与嫂都赶回来了。
大家在四哥家开了个短会，决定火速把父亲转到大的医院，至少也要让儿女们知道父亲得的究竟是什么病。
会议是由四哥组织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这是尽孝道的最后时刻了。
这次，大家都没有再提出什么异议，都埋着头，心为父亲恶化的病情悬着。
沉默后，大哥突然给了自己两个响亮的耳光，自言自语道，实在是对不住父亲，自己枉活了这么多年，至今还在为生计奔波，不能给他老人家物质上的帮助，说只有有劳大家了，父亲虽然曾对我们说过，只要把老四老幺送出来，以后生病的事就由他们照管，但父亲也是自己的父亲，不是哪一个人的父亲，所以，自己愿意到省医院去服侍他。
对大哥的转变大家感到突然，三嫂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有的人是说得好听。我说，服侍反正也需要人。
大哥说完后，二哥开始说话了，二哥曾是个退伍军人，做事雷厉风行，也不转弯抹角。他说，这次是到省里最好的医院去给父亲治病，大家都得先商量好，钱，要预计多少，人，要去几个，这些具体问题都得落实下来。说罢，二哥说，他愿意提前预支一万。
四嫂马上抢话道，说愿意把存折交给大家带上，该用多少就用多少。
其实后来才知道，存折上面只剩下一万带一点。
我正欲说话，妻子马上说，我们也出一万。
剩下的只有三哥还没有说话了，他的确很困难，两个孩子上大学，现在的大学一般农民是送不起孩子读书的，中央也没有具体的抑制政策，教育市场化其实对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挑衅行为。三哥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出一万五。
这话一出口，立即就引起大家一阵震颤，大家都不会想到他会一口出这么多。尤其是他比二哥，和四哥与我都多。
二嫂不慌不忙的补充道，老三不会在将我们的军吧。三嫂接话道，他是个疯子，打肿脸充胖子，自己的两个娃娃学费都还没着落。
三哥说，他愿意。
大嫂还在医院里守护父亲，给父亲喂稀饭。大哥如坐针毡，想说点什么，但始终没有说出口。后来大哥说，能不能向大家借点钱为父亲看病。二哥说可以，问他想借多少，大哥说还要等大嫂回来一起商量。
三嫂突然也冒出一句，她也要向二哥借，话才出口，三哥便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道，人要有志气，为了父母，没钱卖田卖地也得为父母治病，不然送儿女读书又干啥。三嫂马上改口说，只想借点路费嘛，你干嘛那么凶哟，我就知道你是扭不干的麻布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