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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闻听到“蓟州兵变”这几个字，又结合着余杭骆家这层关系细细思索了一番，逐渐明白了骆霜儿口中隐晦不清的指的是什么。
这倒不是江闻未卜先知，只是当初身处广州骆府的时候，骆元通就曾母庸讳言地对他提起，自家先祖原为戚继光的麾下将领，曾随着戚继光在各地抗倭，而所谓的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无疑就是关于戚家军的那件惨事。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在去世一年后被万历帝清算，戚继光也因为与张居正生前关系亲密被御史弹劾，终被万历皇帝贬斥回家，停发俸禄，最终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中死去。这世上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戚继光离任后蓟州镇总兵换成了北方人，戚家军处处受到排挤，还成为了欠饷的重灾区，他们曾经多次聚众讨饷，于是乎被上司称为“刺儿头”。
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国主丰臣秀吉携精兵大举入侵朝鲜，朝鲜国王不敌向明朝求援，明廷决定入朝作战，被征调的北方边军中就包括战斗力强悍的戚家军。
在这场大战中，原在戚继光麾下的吴惟忠、骆尚志、李必迪，合称南兵三营将战功卓着，吴惟忠率领蓟镇的三千余戚家军更是英勇参战，化为了一方柱石。《朝鲜宣祖实录》中如此评价南兵：“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
在第二次平壤之战中，戚家军一路勐冲勐打，第一个冲上了平壤城头，立下了头功。但是，明军主帅李如松却出于派系原因加意偏袒北军，将先登破城首功全记在亲系杨元、李如柏头上，就连重伤破敌的骆尚志仅得赏银二十两，加副总兵职衔，其余人等更是寸功未得。
为此吴惟忠代表戚家军敢怒不敢言，南兵出身的将领王必迪则直斥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下级当面斥责上级，可想而知其愤怒，剩下骆尚志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在重伤回后方休养时还积极教授朝鲜人武术阵法抗倭。
但这些问题之中，最为严重的还是欠饷问题。在明朝后期，欠饷是普遍现象，北兵对此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中资源供养少量精锐家丁骑兵，最后制造出了关宁铁骑这样的怪胎。但长期在抗倭战争中，受到戚继光平等待遇的浙兵无法理解接受欠饷行为，于是乎南北冲突越来越大。
“难怪骆前辈对于各方都怀有疑虑，原来是被负尽功劳的忠良之后，世人恐怕也少有知晓早在浑河血战之前，戚家军早已‘人心迄愤惋，故招募鲜有应者’……”
历史在这里，和骆尚志开了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