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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罗大槐接到李东升的电话。李东升告诉他，野田正雄已来到中国，下午将由民政和妇联的相关人员陪同来村里看望他的姐姐，让他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做好接待工作。
罗大槐说：“他不过是我的小舅子，我只当他是鬼子进村。”
电话另一头的李东升笑着恳求：“我的大舅哥，罗大槐同志，你总得支持我的工作吧。”
放下电话，罗大槐四平八稳地往家走。该来的迟早总是要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清楚地记得野田正雄那挥舞着的瘦小的拳头和凶狠的眼神，也相信野田正雄不会忘记差点把他踢死的那几脚。
想来野田正雄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只可惜见了面不能再随意地弹他的脑瓜崩，酒倒是可以喝一喝的，姐夫小舅子拼拼酒量，酒杯一端，相逢一笑泯恩仇。言而有信，是大丈夫所为，就冲他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也当得起这杯酒。三十多年前他无意当中救了他们一家人的性命，三十年后的今天，他将以拯救者的姿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只有一点让罗大槐没有多少底气，心生懊恼。他不知道日本人的生活状况，但他清楚村子里的现状，一个壮劳力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只能挣一百多块钱，老人和妇女更少，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房屋大多破旧不堪，跟三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多大的改善，这是他的失职和无能的体现。
他向上级组织书面提出辞去村支书一职，一是因为隐瞒英子的出身欺骗了组织，二是因为担任村支书这么多年，并没有改变村民贫穷的生活状况，心生愧疚。年纪渐老，精力不济能力不足也跟不上新形势，不如让给年轻人去干去闯。
英子很赞同他的想法，干个村支书费心巴力束手束脚，不如无官一身轻，还干老本行卖豆腐去。现如今自由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自发形成了，不做点小生意啥时能把抗美结婚时欠下的饥荒还上？他何尝不想做豆腐卖豆腐，只是担心小买小卖会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去，头几年不是割过一次吗？
英子可不管这一套，从罗杏称呼她野田樱子女士的口气中，她断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她才不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穷则思变，养鸡养猪还经常进城卖菜卖鸡蛋，换点油盐酱醋钱。
上级组织并没有同意罗大槐辞职，别的村还不如你们村，继续干吧。再说，如果日本方面来人了，面子上也好看。罗大槐当然不会跟英子透漏其中的原委，村支书照干不误，任由英子自己折腾去。
英子成功地从教授夫妇手底下把媳妇宁静给追了回来。宁静回去不久便发觉怀孕了，没法继续复习考大学，教授夫妇逼她打掉孩子，她舍不得，恰在这时收到婆婆的来信，所有的问题与烦恼迎刃而解，父母也不再强加干涉允许她重新回到农村。
英子又成了儿媳妇的使唤丫头，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带孩子。罗大槐看不过去，英子跟他讲媳妇跟儿子的感情还是深厚的，就冲她保住了罗家血脉这一点，当老的为他们做点事情还不是应该的？婆媳俩还经常公开地学日语讲日语，明目张胆地做着移民日本的准备。
罗大槐被迫提前跟英子摊牌，亲人团聚孝顺父母天经地义，去多久回不回来都没关系，不要打孩子们的注意。英子说人挪活树挪死，有可能的话，她想给孩子们另寻一条出路。长河因为家庭成分上不了大学，干了十几年的民办教师至今没有转正，教学水平不如他的人都当上了副校长；燕子和抗美因为有个日本籍的母亲升不了学提不了干，学锋和红卫在学校受人排挤嘲笑抬不起头，难道让他俩走哥哥姐姐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