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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乱世已经来了，朝廷已经彻底失去了对于地方的管控，这种事情以后就见怪不怪了，唉。”
现在的消息传播的很慢，尤其是在这山沟沟里，更是不容易得到消息，除了路过的商队，也就是私盐贩子从这里经过，其他的都不从这里走，所以陕西大乱，几个月才传到这里是很正常的。
孙寒卫说的陕西大乱，估计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开端，也就是渭北王二起义了。
对于明末的陕西农民起义，其实是早就有预兆的，只是王二做了一个开端罢了。
早在万历末年，陕西各地就已出现了主要由逃军构成的“流贼”。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四路会攻后金努尔哈赤，在辽东萨尔浒大败，“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走上了造反之路。由于明中叶的边患主要是“套寇”问题，因而明朝边军很大一部分屯守于西北。
而当“套寇”问题因俺答封贡而缓解，辽东却出现了新兴的女真——满洲势力的威胁时，明朝的边防重心随即东移。在这一过程之初，即萨尔浒会战前，明朝东调的边防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先的边防重点陕西地区，因而这些由辽东溃回关内的逃军中陕西人也占了很大比例。
他们从东北到西北流移数千里，辗转归根，途中又被河南巡抚张我续等明朝官方阻截镇压，回到故里后仍面临当局的刑罚而无法安居，于是“走山西以至于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
这些边军受过军事训练，生存能力强，明朝地方镇压机器很难奈何他们，而他们四海为家的逃军性格也使其行为方式不同于占山为王的地头蛇式的“土寇”，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这都给后来正式爆发的农民战争打下了烙印。在这一时期，起义者人数不多，尚不为明廷所注意。而当时后金兴起，朝廷“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
然而正由于辽东军兴，陕西境内“调援不止，逃溃转多”，到天启年间从陕北的延绥到陕南的洋县、西乡，都出现了“流贼”的活动，并进而蔓延到与陕西相邻的山西、四川两省。
到天启末年，大起义终于在澄城县爆发了。天启末、崇祯初，陕西发生持续数年的严重旱灾，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到处发生吃人惨剧。渭北旱塬上的澄城县“土瘠赋重”，连续多年的干旱使贫瘠的土地收获更减，而变本加厉的“辽饷”和其他加派、横征使沉重的赋敛更加不堪承受。严重的天灾人祸使这个穷县陷入饥荒，草根树皮都被吃尽。
然而朝廷的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正赋与“辽饷”之外，又有诸种杂派，有分摊的明宗室禄米与庄租籽粒，更有贪官污吏们的法外苛取。农民能逃的都逃了，留下来的不仅得不到救济，反而被官府逼着赔纳逃户的钱粮。天启七年（1627年）任知县的张斗耀，是山西蒲州进士，入仕未久，私囊未满。红了眼地搜括农民，想尽量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多挖一些粮食，以便向上邀赏和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