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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月特别的热。
领导的办公室大清早就开起了空调,冷风垂直地倾泻在我裸露的脖颈上,引起阵阵酸痛。
我焦虑不安地看着领导皱着眉头,往保温杯里捏枸杞的样子,怯生生地问:“还是之前跟您提过的,我的报告,批准了吗?”
他没有抬眼看我,只是熟练地把那套“过来人”的忠告又重复了一遍:“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没吃过苦!
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些私人企业,分分钟下岗裁员,工资又没有保障,你想去外面赚大钱,我告诉你,那个钱不好赚,不如咱们这死工资拿着保险!”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他说的道理。
我,何若初,37岁,单身大龄女中年。硕士一毕业,就窝在了这个家乡小镇公立高中的行政部门。
十多年了,我从人人都能使唤的办公室“小丫鬟”,打怪升级成为越来越好使唤的“大丫鬟”,再熬上几年,就可以晋级为能带着新人干活的“教习嬷嬷”了。
转眼间,当年面试时,那个扎着高马尾,一身干练黑西装,纤细窈窕的元气少女,已经被疲于奔命的工作压榨的憔悴臃肿,脸色青灰。
只有双颊两团高原红似的红晕,还带着点“喜气”。
我们的办公室男性居多,常年充斥着烟草和油墨气味,在这种复合“毒雾”的刺激下,我的脸常年保持着过敏反应,鼻炎和咽炎更是从没好过。
我实在是恨毒了这个工作,背不完的黑锅,踩不完的坑,哄不好的领导,熬不尽的夜。
但我还是熬了十年零182天。
因为,我太知道工作的来之不易了。当年,千军万马,几度拼杀,我一个人,一个双肩包,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了省钱,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都硬生生地坐过来了。
我知道,自己虽然有个名校硕士的头衔,可这年头,学历只是敲门砖,甚至有时候连块砖都不如。
我性格孤僻,不好交际,没有建立自己的人脉圈,也没有强有力的家族后盾。
我只有大学期间还不错的成绩,一些考级证书和离了婚的母亲。
鬼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当凌晨四点,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赶早班车,去五十多里之外的乡镇高中上班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劝慰着自己:“想想母亲,不能让她失望,不能丢了饭碗……”
可这一次,我真的熬不过去了。
我望着终于目光和我对视的领导,语气坚决:“请您批准我的辞职报告,我不能再等了。”
因为,我病了。
已经有很多次了,我曾经走在路上,看到滚滚的车流,我拼命攥紧拳头,用指甲狠狠刺进手心,才勉强抑制住想要冲到马路中间的冲动。
我曾试图从高层的楼顶坠落,但求生的本能,让我最后崩溃大哭着,又狼狈地爬了下来。
我想挽留自己已经不算年轻的生命。虽然,这近四十年来,快乐的日子屈指可数。
我轻轻打开房门,母亲面无表情地坐在客厅里。电视机屏幕上,主持人打了鸡血似的推销着保健品。桌子上,早上吃剩的饭菜还没有收拾。
我低低唤了声:“妈,我回来了。”
她仍是面无表情,呆呆坐着。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别过脸,不忍看她,安静地换好拖鞋,洗手,收拾碗筷。
“你真的辞职了?”
我洗碗的手微微一顿:“嗯,已经批准了,接下来还要走一些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