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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很粗糙，还有锋锐的棱角。
“对了大作家，我结婚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随份子。”崔蓓撇开了话题。
“我？我没钱的啊。”
“你的新书不是要出版了吗？”
崔蓓眨着眼笑了起来，她看到了，放在桌边的合同。
李哲无奈地耸了耸肩，说：“什么都逃不过女人的眼睛。”
“那是。”
杨伟这时掐灭了烟，然后很快又给自己点上了一支，他清了清嗓，格外认真地说：“李哲，你算过命吗？”
李哲一脸困惑地看着他。
“是这样。”崔蓓接过了话茬。“他最近不止遇见了那一件事，他的车也被撞了，刚买了一年的新车。”
“怎么回事？”
“说来滑稽，我的车子就停在停车场的院子里，你去过的，那里的车位宽得能停下货车，然后一个同事在倒车的时候，直接撞在了我的车子上。”
“很严重吗？”
“副驾那边的车门要换一个新的，B柱也断了，那玩意儿可没法换，只能修修补补。”
“还真是祸不单行。”
“所以我问你，要不要去算个命？”
杨伟挠头发的力度仿佛是要把自己的头皮撕下来。
“你信吗？你信的话算一算也无妨。”
在这个小县城里，算命是一桩久盛不衰的生意。有的孩子在还不记事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某位大师的面前，只需要几百块钱，大师就能慷慨地告诉这个孩子属于他的一生；也有些人是受挫后去算命，像杨伟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困境感到费解，同时又期待着转机的到来。当然，还有人算姻缘，算财运，算福祸，算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很难想象在这片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土地上，人们的精神朝向比青少年还叛逆。
“我只是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东西。”杨伟说道：“生活好像很难平顺下来，惊喜和不幸似乎按照某种规律均匀分布，像一根链条一样，有凸起，有凹陷。然后我们就在这根链条上行走。”
李哲看了看一旁的崔蓓，崔蓓笑了。
这是很李哲的比喻，生活也确实如此。
“给自己留点乐趣吧。”
李哲说了一句。生活不是连续剧，也不是推理小说，作为消遣，人们有时候并不在意它们的结局。
但是人生不一样，过程很长，结局也相当重要。
“我有时候会怀疑，贝多芬是不是真的说过自己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杨伟又抽起了烟。
“不管他说没说过，他都没做到。”李哲抿了口酒，继续说：“在他的任何一种期待里，他应该都不会想成为一名听不见的音乐家。”
“但是他确实聋了。”
“他不是因为失聪才成为音乐家的，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健康的音乐家，这或许能让他更杰出。”
杨伟和崔蓓眨了眨眼，他们知道李哲还有后续。
“可能，我只是说可能，重要的不是什么命运，而是你把什么当作命运。”
“成为音乐家，把自己的名字恶狠狠的烙在世界音乐史的石碑上，你看，这就是他认为的命运。”
“所以，他还是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