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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他这句话彻底问蒙了，“不是啊。”
“不，你就是。”
不，我唱歌是为了自己开心，我是为了不得不坐在这里学习考试而压抑的灵魂而唱，为了不得不向生活屈服而唱。
我在前往学校的大巴上唱歌，我在返回家的路上唱歌，在大家都出去上体育课的时候回教室唱歌，没有想过要成名，我也没有钱去追求那些东西。
后来小饶告诉我，她记得有次我在教室里唱歌，全班都响起了掌声，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换做现在的我去学校看到那一幕，我觉得很尴尬。
但我确实做到了一件事，高二时学生会的主席组织了一场校外的公益晚会，我通过海选进入了最终的表演环节，演唱的是泰勒斯威夫特的《BacktoDecember》。同班同学的家就在演出附近，她来观看了演出，并且向我献了花。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聚光灯下，受到观众注视是怎样的感觉，我仍然穿着几十块的外套和褪色的牛仔裤，我没有化妆，但我很开心能有人看到我，听到我的歌声。
可惜，在台下，没有我的妈妈，没有我的外婆，没有任何我在意，并且需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内向的人们。
落幕后，人群散去，就好像一切都没发生。
我在七十多人的教室里依然感到孤独，我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没见阳光而变得近视，妈妈回来时带我去配了人生中的第一幅眼镜，但我不常戴它，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戴。
到高三开始，我们周末也需要补课一天，为了方便我学习，妈妈让我去同在县城的姨妈家洗衣服，本以为她家有洗衣机，但姨妈也是租的房子，没有洗衣机。寒冬腊月，我在大盆子里用力拧着好几斤的被套，反复清洗了很多遍。
有时姨妈的孩子还要和我玩耍，我非常不喜欢小孩，但因为是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假装很喜欢和她玩。
我满十八岁的时候去照了身份证，因为那种阴翳和对生活的不甘，让我拍出来的照片像极了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我带着这样的身份证一直用了好多年。
满十八岁之后，除了办理身份证，我还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口腔诊所看牙，因为长期没有人监督我刷牙，我的牙齿烂了好多，小时候都是忍着，外婆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即使是我痛得哭，牙龈肿到无法张嘴吃饭，也只是呆在家里喝稀饭。
在我终于满十八岁时，我骗外婆一起去县城买衣服，其实是去口腔诊所看牙。医生掰开我的嘴，看到了两侧的座牙被黑色的蛀虫覆盖，上牙还有以前换牙没掉落的残根，也是黑色的。
我拒绝拔牙的建议，选择根管治疗。外婆在旁边等待着，说着那些烂牙都是因为我妈妈在我小时候老是喂方便面造成的。
那时正在抵制日货的浪潮当中，而方便面也是日本来的舶来品，外婆不知道这些，说得起劲时旁边的护士骂了我一句，“日本人。”
我还躺着接受医生的根管治疗，听到这句话，我真想骂人，可是害怕医生的钻头把我嘴巴钻穿。愤怒地手握拳头敲椅子，医生感觉到我的异常，让护士别说了。
外婆问店家总共多少钱时，脸上的表情常常很夸张，皱纹都挤在一堆，嘴巴两端往下一直弯，但她总是付得起的。
我们家那时就已经卖掉了一部分地给来投资的老板，但是外婆一直很抠门，对自己很苛刻，对家里人也很苛刻，总是不想花钱在外面。
但是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很多，即使她再节约，也难以支撑那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和分崩离析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