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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有些人没有多少的学问，却对艺术百般挑剔。我大抵也是这样的人。
小孩子兴趣多变，他们的热情来得声势浩大，去的时候却悄无声息，我不例外。我的母亲却宽容了我的这个缺点。
我对画画感兴趣了，和她央求一二，她便立刻给我报了课，买来临摹的画集还有素描、水粉需要的各样材料，一应俱全；喜欢上了快板的节奏，她便买来一大一小两幅快板，每周末陪我上课，看我练习；想学朗诵了，又给我报了班；想学书法了，又给我买来钢笔和米字格纸。
还有一个，因为参加小学的行进打击乐队，会敲了两下鼓，又给我买了更为专业的鼓垫（一时也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只记得是一块板子，一面是声音不大的橡胶垫，一面是可以发出清脆声响的垫子，至于材质，我也不大清楚了）和鼓槌，让我跟着教学的课程练。
详细说起来，应该再加一个葫芦丝，不过这是在学校社团学的，虽然会吹，但前前后后学下来，也只会吹《月光下的凤尾竹》一首曲，甚至算不上入了门，这里也就不作数了。
这些爱好都陪伴过我一段时间，其中大多是一年两年。最长久的书法，陪了我三四年，也因为我的懒惰被我抛弃了。
而自始至终最不入流的一项——写作——却被我坚持了五年。
“我想要写作，以后一定会成为大作家。”这是五六年级时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或许是因为同龄人大多对写作没有持久的喜爱，当然更多想来也是大人们赏脸，每当我提及我的兴趣爱好是写作之时，他们总会夸上两句。然而那时我喜欢至死不渝的爱情，甚至对此有一种执念，可是因为笔法不佳，写出来的尽是烂俗套路，毫无新意，也没有丝毫艺术性。可是幼稚而虚荣的我依然将此当成了自己的标签，以至于一度迷失了写作的真正目的。
到了去年，也就是我十三四岁的那段时间，经历了由于疫情带来的消沉期，我才开始懂得它对于我的重要性。或许因为虚荣，我不想放弃写作，但恰恰是这种如影随形，我确定了这是我的救赎。
我热衷于塑造我欣赏的人物，深爱着那些有着我欣赏、可是我却不一定有勇气具有的品质的、我笔下的角色。我去构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在时空中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臆想天地，我的角色们在此相识、相爱恨，发生种种故事。我细细回味着自己的故事，品味着自己的角色，被他们身上的品质所感动。这是我枯燥生活的精神动力。我总会在生活中迷失自我，而我笔下的人物，虽然并不完整，或许设定上会有许多漏洞，总是为我点明了前路的方向。
他们应我而生，我也为他们而活。
倘若我的生活再无趣些，他们会是我唯一的希望源泉。
或许是思想的进步，我想的问题更多了，更杂了，或许生活中某个小问题就会引起我的强烈思考。以前的故事并不足以安慰我，美好而虚无的人物也并不足以填补我的漏洞，我开始将他们现实化，把故事放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贴近生活。我的人物们也不再整日思考家国大义、生死一念，而是去探寻生命，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做文章，由此便有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有对于生命的思考才可以，这才叫好的文章。这些思考不能是站在泉边浅尝辄止，而是应该深入下去；可以俗，可以微小，甚至可以有些“不公立不客观”，但应该发自内心，应该诚恳而自然。能做到这样的文章，哪怕修辞生涩，篇幅短小，甚至是详略不当，我认为我也可以去欣赏，去理解。
反观之，对于那些言不由衷的文章，我便常常抱有鄙视的态度。我不喜欢作文，特别是所谓“成长类亲情类”的文章，它要我用华丽的文辞书写烂俗套路，要“我”从烂俗套路里收获烂俗启示，要“我”因烂俗启示而感动。这叫我觉得恶心，我感觉我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充斥着对作文的抗拒；偏偏我还需要去写，我需要依靠这虚假的文章获得分数，以此来展现我的意义。
我时常也在想，我是不是给写作加了太多的了呢？其实文章本不应该背负这样的使命。
思来想去，我想或许是吧。可是这样的行为不正是因为热爱吗？
总该有人去热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