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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妈妈身边最亲近最信任最疼爱的人，我深知这些年她在我们家里经受的苦难和折磨，出去打工不失为一种摆脱家里恶魔的好办法。
对于妈妈出去打工，我当然是支持的，虽然心里很不舍，但相比之下让她继续生活在这种牢笼之中，出去打工无疑是给了她一次展翅高飞，重新活过来做自我的机会。
我回答妈妈道:“我支持你出去打工。”
随后我们一行人坐着大伯的车，开上了去县城的路。
到了县城以后，我先陪着妈妈去了车站，看着她把票买了，然后检票上了车。我隔着车窗的玻璃向妈妈挥手再见，目送着她的车渐行渐远。这是妈妈第二次独自一人离开我们远赴他乡打工，我不知道她坐在车上的心情是怎样的，是不舍，是伤心，是自由，还是得偿所愿。我只知道那一刻她彻底摆脱了家里的恶魔，她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兄妹俩了，因为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可以去她想要去的地方了。
看着妈妈的车走远以后，我站在县城的大街上哭了，我哭得很难过，但相比第一次妈妈离我们远去打工的悲伤和想念，这一次更多的是为妈妈离开这个牢笼带来的喜悦和不舍。
就这样妈妈在我高中生活悄然开始的时候，一个人远赴他乡去奔波劳累了。妈妈这一次外出打工，一去就是好多年。她真的如爸爸口中说的那样，出去了就不再回来了。当然并不是妈妈不愿意回来，而是她不想再回家到里面，面对那么一位像恶魔一样存在的人物。
她不想看见他，而他也咄咄逼人的不想放过她，所以他们之间的零交流零互动把两人的关系越拉越远。妈妈出去打工，一去就是三年，三年她都没有回到家里，也没有给家里打过一通电话。当然我所说的家里指的是，那个冰凉、阴暗、充满讽刺和嘲讽还有咄咄逼人的巢穴。
我们兄妹俩上高中以后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手机，我们时常一个星期就会给妈妈打两通电话，保持着紧密的联络，然而爸爸和妈妈之间却整整三年都没有互通过一次电话。
每次临近过年看着别人家其乐融融张灯结彩准备着过年的时候，爸爸总是会来一句不经意的闲谈:“有没有和你妈妈打过电话，她今年会回家过年吗？”听到他稍加掩饰的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兄妹俩也总是打着马虎眼说:“不知道妈妈厂里面什么时候放假，也有可能放假很迟，如果放假很迟的话，妈妈可能会买不到回家的车票，那她可能就不回来过年了。”
其实我和哥哥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妈妈是不会回来过年了。早在还没有过年的时候，我和哥哥早早就打了电话去问妈妈是否会回来过年，妈妈给出的答案永远都是:“我要忙着赚钱呀！这一来一回的车费都好几千了，何况厂里面放假也就七八天，根本就不够时间回家，今年过年就不回家，等到明年再说吧！”
我们兄妹俩心里比谁都期盼着妈妈能回家过年，但我们给热心询问妈妈近况的亲戚们的答复永远都是:“还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放假，不知道她们厂里上班要上到什么时候？”我们给妈妈掩饰着，她不会回家过年的行迹，一边应付着亲戚和旁人的质问，一边还要安抚着自己失落和受伤的心灵。
高中的那三年是我活在这个家里面最艰难的三年，我不仅充当着父母之间的传声筒，还要忍受着他们互相谩骂的较量。每年将要过年的时候，爸爸都会问上一句，今年你妈妈回家过年吗？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还不知道她厂里面什么时候放假，到时候再说。”每当听到这个答案，爸爸的心里也有了大概的估计，今年怕是又不会回来过年了。
当得到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通的抱怨和咒骂，不停的诉说着对妈妈的不满，说着外面的流言蜚语，说着不利于妈妈的话语。问着问着，他便逐渐失去了对妈妈的耐性。他开始不再追问妈妈是否会回来过年，他已经懒得去过问了，因为他知道妈妈是不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