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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边常响着妈妈的话：命，都是命。
“妈妈，命是什么样的？”我问。
“命就是你脚底的路。”妈妈回答。
“路是人走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
“你以为你的步子是你自己跨出去的呀？不是，你没那个能耐。”妈妈说，“是那路领着你的脚。等你走的路和妈妈过的桥一样多的时候，你就明白妈妈说的意思了。”
当时我是一点都听不懂，可是现在，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也许是因为我走过了很多桥，有的悬在半空，有的埋在地里，有的下面遄流滚滚，有的底下却是荒漠漫漫。
我来美国，目的和谁都不一样。不为绿卡，不为洋楼，不为猎奇，更不为淘金。我来美国，只为寻找我的哥哥大坤。哥哥八年前不辞而别，听和他一起做石头生意的工友说，他是跟着渡船偷渡过洋的。
我知道偷渡客的日子是怎样的。我的心像泡进了苦水，被哥哥那看不见的踪影揪着。
争取来美国的那份不易就不提了，总之，我来了，为了哥哥。
不知道是不是命。来了美国，我没有吃什么大的苦头，读了几年书后，就进了一家满大的公司。
我来的头三年，公司蒸蒸日上。可从第四年起，事情就越来越不顺。公司的客户倒闭了好几家，很快公司就尝到了城门失火的味道。
有一次，在部门例行会上，一向很风趣、很自信的老板布莱恩脸色阴沉，无端和我们说：“我的朋友破产了。”我很吃惊，记得老板说过，他的朋友拥有一家很大的商场，还有一条白色的汽艇。老板说起他的朋友时，脸上总是露着仰慕的神色。“他很成功，人生本当如此。”
而今，老板只剩下一句话：“很不幸的事情。”
十一月中，尽管生意很差，公司还是硬撑着开了员工的表彰大会。地点还在那山顶的俱乐部里。据说由于我们是老客户，俱乐部给了我们可观的折扣。
傍晚我进了俱乐部大厅。许多同事都到了，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地站在那里闲聊。还有几个化了妆的招待员，手托着点心盘在人群里穿梭着送可口的点心，一边送还一边表演些小技能逗大家乐。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不管是顾客也好，招待也好，大家似乎都在强打精神，强作欢笑。
尽管厅里一片嗡嗡的谈话声，我还是注意到了从角落里穿来的电子琴的乐声。
我觉得那乐声有些凄凉。
“美露你好！”有人在背后叫我。我听出来了，是老板布莱恩的声音。
“老板你好，来啦？”我转过身去和他打招呼。
“美露，你看到那角落里弹琴的人了吗？”布莱恩压低了嗓音问我。
我伸长脖子往音乐传来的方向望去。我看见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男人坐在深红色的窗帘边弹琴。他的头有些秃，他低着头，眼睛专心致志地跟着琴键和他来回动着的手移动。
“看到了。”我回答。
“他就是汤姆。”
“汤姆？”
“就是我的朋友。现在靠给人弹琴赚钱。”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看了看那红色窗帘边的弹琴人，不知道一个人从那么高的地位一下子降到这么个仆人般的位置是种什么感觉。也许像妈妈一样，是一种认识了命运以后的平静。
我不由得走了过去。环顾四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角落，我也怀疑有谁在听汤姆的音乐。
“你弹得很好听！”我夸赞道。
汤姆抬起了头，看了看我，说了声“谢谢”。弹了几下，他停下来又补充了一句：“我喜欢弹琴。”他的脸楞角分明，略微往下的嘴角显示着一种倔强。
老板是个强者，看来他的朋友也是个性很硬的人。
“我知道这首歌。”我说，听出了那是“IfYouGoingtoSanFrancisco”，我打心里喜欢那首歌。
“你去过三藩市吗？”汤姆问。
我点点头。
“戴花了吗？”他又问，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我发现他的笑很迷人。
我有些腼腆地摇了摇头。
“有一年圣诞节我去了三藩市。在那里遇见了一位中国姑娘。难忘的经历。”
我突然有种重访三藩市的欲望。我想再去那里逛中国城。我还想在头发上别一朵鲜花。
一个月后，度假回来的我迎来了冬季的第一个风暴。我发现，风暴过后，那枫树的红叶才纷纷坠地。踩着满地湿湿的落叶，我像往常一样推开了公司大门。走进办公的地方，刚想坐下来，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本能地往回走，走到布莱恩办公室前。办公室门是关着的。不对，平时老板都是先我而到。我站在门口，冲着里面黑黑的一片发愣。
“嗨，美露，快过来！”同事丽贝卡叫我。
我不声不响走了过去，心头涌上来一种不祥的感觉。
“公司出大事了！”丽贝卡的头一句话。
“什么大事？”我问，倒抽了一口冷气。
“布莱恩给解雇了！”
“什么？！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