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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殿堂之上，君臣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有问有答，推演出了传闻天下的“烧饼歌”。这事发生后，洪武帝要我太祖爷将其整理成书，太祖爷当时有些后悔。心想这也是机缘在此，无法回避，君臣当面说说还可以，可要是将没发生的事写出来则是十分困难的事。一是恐误导皇上决策，引起朝中动荡；二是以洪武帝的本性，对怀疑的人会毫不留情，滥杀无辜。本来开国功臣都快被他给杀光了，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着不确定性，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世界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一件事物微小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另一事物的走向，环环相扣。处于运动和变化中的事物，是很难在事前被定性的。如同好人可变坏，恶人也可改过一样，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时，也是要看准时机，抓住机会，从外在表面变化中透析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找寻取胜的机会，即：“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其实术数也好，韬略也罢，都是要通过现象看本质，这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门学问，切合易经本义，是朴素的自然学术。
太祖爷又恐权臣发难，心想这书要是写出来，让胡惟庸知道，他必会以此为陷害的口实，所以一直为难。可皇上金口玉言，不写还不行，思之良久，只能以这种歌辞隐语的形式来表达，这也是外人看不懂的原因所在。这样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解释起来也有周旋的余地，所以要想明白并解悟其内在含意，光看字面意思是不行的，还要有卜卦撰词的功底，从诗词表述的这一外在形式上用象、数、理、占术数来推演，才能将事物的本相按一定轨迹发展的内在变化规律还原出来。这部书乃太祖爷将自己一生中所著全部九百九十九首诗词，按内容排序，每首诗都与未来一年当发生的一件大事吻合。诗与诗之间还存有一定的关联，其所关联的内容是对这一年中其大事的注释及补充说明；若能找到规律还可以解释其衔接和过渡的方式。全书一共预示了自洪武三十一年始，之后九百九十九年的大事，因此江湖人称“刘伯温千年算经”。
书成之后一直放在家里，直到他临终前才将这本书交给我烈祖爷，要他收藏好，待胡惟庸败后再将书呈给洪武帝。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逆”罪被杀，此时已是我太祖爷离逝五年后的事了。当我烈祖爷将书献给洪武帝时，洪武帝已将当时的事忘记了，此时他再看这本书时，根本就看不明白。可要再找我太祖爷求教也不可能了，这也是太祖爷的智慧之处。
后来洪武帝行事处处小心，每当朝中发生大事，都要将此书找来比对，而令他不解的事，总能在书中找到相应的解答。就这样一年年过去，晚年的太祖更加多疑，疑心则生暗鬼，他总是在提防别人，以至滥杀无辜。尤其是太子朱标的早逝，更是给本已衰老的他以致命一击，他悲叹道：“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当他再次从书中找寻答案时，总是事后诸葛亮。此时的他深悔过早的失去我太祖爷，无奈衰病中的洪武帝下诏征求善于预测未来的术士，“试无不验者，爵封侯”，可天下再无此能人。这时的洪武帝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六神无主；他被焦虑所困扰以至喜怒无常，暴戾乖张，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变态。他曾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他身边的老臣几乎被其诛杀殆尽，而对其他臣属也多加猜疑，就连其嫔妃，也成为其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他罪杀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后，又在一次暴怒中连杀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伊王之母葛胡妃。而这种变态心理，往往会驱使他去做一些常人难以理喻的暴虐行为，以达到心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