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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又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奖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的，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EmmetSherwood）写《化石森林》（ThPetraified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Squr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uctorMrieHugo）与《悲惨世界》（Les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Vl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滥报纸《民族晚报》，联不知耻的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这真是颠倒是非的谬论。因为真正的“社会公义”，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欺负穷人；是衷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励行侠仗义，而不是收买卖友求荣。国民党《中国时报》说告密者“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出面向警方举发”，“道德勇气，发挥淋漓尽致”，也是谬论。告密者“淋漓尽致”的，可以是恐惧，可以是勇气，但绝非道德。古往今来的道德里，从来没有把卖友求荣当道德的，国民党把卖友求荣当道德，这种道德，是问题道德，是线民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所献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国民党《联合报》也登出谬论，是台湾大学心理系蛋头教授写的。写李师科：
对侦讯人员说：国家亏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抢银行。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来，李师科反社会心态的对象，很明显的是“公家机构”、“警察”、“银行’……等等代表“国家”的象征。
李师科的行为很明显是错了。“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对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满，都可能觉得国家对自己有所亏欠。按理说，一个人对政府或“国家”有所不满，他应该循求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就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