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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伪政权,帮助日本人统治占领地区,把国民党的旗帜上加上一条‘和平反共建国’的黄飘带,并将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队,编为‘和平军’。这时,因我们镇子是交通枢纽,有沪宁公路,大运河通过,镇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还有穿便衣的侦缉队。
1939年秋,学校复课。我入学后,读高小一年级,即五年级[当时小学分两部,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一直读了两年,1941年夏,高小毕业。
在我们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每天去镇上上学。从老宅家里出发,沿大运河东面大路,到达沪宁公路,再往西,经过运河上的大洋桥,下了公路,向北走约一公里,就到了学校。这时大洋桥的两头,都有日本鬼子修的碉堡,并有鬼子兵站岗守卫,对过往行人都要检查,而且行人都要向鬼子兵鞠躬,还要喊‘太君好!’。我曾经看到,有的乡下人挑了担子,经过大洋桥,没有向鬼子兵鞠躬,被鬼子兵打耳光,罚跪,还有人被鬼子兵用枪托打得混身是血。
我开始上学,不敢走大洋桥,都是翻过公路,沿大运河走一公里多路,往西经过大运河上一座老石拱桥,再往南走一公里多路,也可到达学校。这条路要多走三、四公里,但我宁愿多走路,也不愿走大洋桥,向鬼子兵行礼。
后来,鬼子兵态度有些变化,打骂老百姓的时候少了,特别对小孩还算友好。记得有一次,我上了公路,准备继续往前走,翻过公路,忽然大洋桥上的鬼子兵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开始我很害怕不敢过去,后来,见鬼子兵没有恶意,就壮了胆子走了过去,因怕鬼子兵打人,就鞠了个躬,听鬼子兵说:“小孩的!你的上学的有?”我说:“是”。一个鬼子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黑的日本糖,送给我,说:“小孩的!你的米西米西的!”我拿了糖,就从桥上走了过去。桥西头的鬼子兵,可能看到了东头鬼子兵的情况,就没有过问,让我走过去,也没有叫我鞠躬。
从此,我去上学就不再走远路,而从大洋桥上走过,也不向鬼子兵鞠躬了。当时,我们乡下没有共产党、新四军活动,镇上的鬼子兵也没有再下过乡。镇上穿便衣的侦缉队,则经常背着盒子枪下乡,听说这些人干的坏事比较多,如白吃白喝,敲诈勒索,欺压农民。有一个侦缉队长,利用权势,在几个村子里,强迫漂亮女人同他姘居,夜里来,早上走,周围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同学中的多数,都住在镇上,其中有几个是‘小开’,其父亲是开店的老板。同班同学有一个米行‘小开’,一个酱园‘小开’,因为他们有钱,常买一些零食请同学吃,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不好,到考试时,有求于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好但家里比较穷的同学,因此,同我的关系比较好。记得他们曾多次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玩。
米行小开家是前店后家,当时,买卖粮食,都用合、升、斗、石计量。小开告诉我,量米时名堂很多,不但有大斗进,小斗出的手法,在使用量具时,还可以做手脚,如使米能竖起来,用刮器时手法轻重、深浅等,都可以多挣钱。他还在店里做给我看,使我大开眼界。他要我以后来买米时找他,就可以不吃亏。
酱园小开常带我去他家酱园里玩,前面是店,后面作坊很大,放满各类大小不等的腌有各种酱菜的缸,作坊里苍蝇很多,做酱发酵的黄豆或面粉缸里爬满了蛆虫,当时没有卫生知识,看了也有点恶心。作坊里有几大缸饴糖,即麦芽糖,小开用大勺子舀出来给我喝,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糖,结果回家就拉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