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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我从原来的中学转学到上海南洋中学，主要原因是为了省钱，也因为南洋中学名气大。原来的中学是私立学校，学费贵，加上住宿和伙食费，开支较大。而南洋中学是公立学校，学费便宜一些，如走读就可以省去寄宿费。经大哥三哥联系，叫我住到‘大姑啊’家去。
‘大姑啊’是二嫂的姑母，身材矮胖，面色红黑，丈夫已故，与儿子、小姑子住在一起，靠出租丈夫留下的房子生活。
‘大姑啊’家的房子，在四马路[福州路]中段附近一条小街上，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房，底层有一里一外两个房间，租给丈夫的弟弟，即她的小叔子，开了一家花柳病诊所。她的小叔子，当时有四十岁左右，我叫他‘爷叔’，既当老板，又当医生，还雇用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既当护士，又做杂务。房子的二层也是两个房间，租给一个五口之家；二层亭子间，租给一对年青夫妇；三层是顶层，也是两个房间，是‘大姑啊’一家的住所。
记得三哥带我去‘大姑啊’家，是一个夏天的星期天晚上，三哥帮我拿了一个铺盖卷，我提了一个小衣服包，因前门诊所已关门，就从边上一条弄堂里进去，从后门爬上三楼，三楼的楼梯又窄又陡，‘大姑啊’一家人都在家，因事前已讲好，同意我去寄住，所以，全家都比较热情，不断问长问短。
‘大姑啊’说起二哥同她侄女结婚时，就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可惜年纪轻轻不久就生病死了，可怜她侄女当了寡妇。又说我们家兄弟几个长得挺像的。对我住到他家表示欢迎，只是地方小，只能委屈一点，还说他家吃什么，我跟着吃什么，不要嫌不好。我当时已十四岁，身材矮小，胆小怕事，在生人面前不敢讲话，十分腼腆，但心里明白，‘大姑啊’家这么小，能让我住下，还代管我吃饭，是因为二哥曾是她的侄女婿，如果没有这个关系，是不会让我去住的。后来，三哥讲了一些今后要打扰麻烦大姑一家，要我听话等客气话，就告辞走了。
‘大姑啊’家两个房间，因为是第三层搁楼，所以，房顶都是斜的，房间显得很低矮。里面一间放一张大床，大姑和她的小姑子睡在一个床上，还有一张书桌，一张椅子和衣箱等，就剩下走路的地方；外面一间靠墙放了一张小床，是她儿子睡觉的地方，还有一张大书桌，一个衣箱，一个小书架，几张椅子，就只有过路的地方了。
晚上睡觉时，我就睡在书桌上，每晚打开铺盖卷睡觉，早上卷起来放在箱子上，好在我身材矮小，睡相比较文静，睡了一年没有掉下来过。
从1942年8月到1943年放暑假为止，我在‘大姑啊’家住了一年，比起在乡下吃不饱肚子，要好得多。记得早上一般是吃粥和咸菜，中午吃米饭和蔬菜，很少吃荤菜，晚上吃粥或泡饭，有时吃面条；在当时，这样的生活就算很好了。因为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沦陷区，对大米等细粮控制很严，规定每人每月配给很少的大米，多数是配给杂粮，如玉米面等，而上海人吃不惯杂粮，就用杂粮到黑市去换大米，或买浦东人夜晚偷运进来的大米。我住在三楼，每到夜深人静时，能听到后门小巷子里，浦东口音的叫卖声：“杜[大]米要伐杜米呕！”还有“长锭要伐长锭呕！”“五香茶叶蛋！”
开始，听到叫卖声，我很好奇，就去看，只见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人提着一个帆布包，边走边喊。听说他们贩卖大米是很危险的，被日本人抓住会被枪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