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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正在里面鬼混，三姥爷不容分说，立刻揪住坐在堂口的平头，啪嚓一个大耳光。
“你个逼崽子，抢到我头上了，你以为你就可以扯平了？”
旁边的小弟一拥而上，三姥爷带了一副手撑子，电木做的，戴在手上跟一副金刚手一样。腰里的钢鞭子也抡了起来，小痞子根本近不了身。三姥爷只有一个想法，你抢我板子，我就干你，一码是一码。他一个人把酒吧掀翻了，据说平头折了一条腿。三姥爷把一摞钱扔给了酒吧管事的，算是扯平了。
那晚，我们连夜乘车。赶到后贝加尔斯克已经是第二天早晨，疏通关系出关回国。
后来听说温州庄借着三姥爷削平头，说要替三姥爷出这口恶气。他把整个市场的小帮派都给统一了，王涛和朝军收钱不像以前那样狠，真正地保护起中国人做生意不被欺负。倒是朝军一点也不争气，挣了点钱去赌场，一来二去输得精光。
温州庄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宝马、戴大金链子、泡俄罗斯小姐姐。树大招风，金子招抢，远在莫斯科的黑帮盯上了远东的这块肥肉，想方设法要除掉温州庄，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他们在赌场上出了一把老千，彻底将朝军圈进去。朝军背后捅刀子，温州庄从此不见影踪。
所有的喧闹都归于平静，让我最想不到的是，俄罗斯黑帮的老大竟然是阿里克谢，那个和蔼可亲的莫斯科老头。
知道这一切是四年以后，世纪末的钟声响彻大地。人们都在欢天喜地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天空中绽放着五彩的烟花，伴随着闪光雷、魔术弹和二十一响礼炮。
我和三姥爷坐在铁西广场的一个胡同子里，支起的折叠桌上摆着猪耳朵拌黄瓜，油炸花生米，还有两杯大老散。瓷酒壶正热在一个大洗脚盆里，满盆的热水冒着热气，温暖得像个夏天。我们爷俩用喝酒的方式庆祝新世纪的诞生，我跟三姥爷说，“三姥爷，今年的冬天不冷，暖冬。”
三姥爷说，“冬天要是不冷，那就不是冬天。冬天得有个冬天样，鹅毛大雪，满村子房脊刷白，嘎嘎冷，吹口气都没成冰沫子。”
我说，“那多好，挤在热乎炕头，烫一壶白酒，喝一小盅，再配刚刚出锅得花生米，老嘚了。”
三姥爷说，“孙子，就知道吃，咱们现在不是在喝酒、吃花生米呢吗？”
我说，“那不一样，四年前，我是个满世界找茬，碰得满脑袋血，不撞南墙不回头，四年后……”
三姥爷打断我的话，“四年后你就不满世界找茬啦？来，干一个。”
那年的冬天真的不太冷，我继续和三姥爷做着生活的营生，没有惊天动地，只有默默无闻，守着老沈阳。三姥爷在铁西开了家铁板鸡架店，小店的档口不大，守着老九路市场。每天早上，去肉食批发市场上货，都是他一个一个挑选的鸡架。八点多钟，他把鸡架分成大中小三类，浸泡在大白铁盆里。撒上大料、花椒、麻椒、香叶和白芷一些佐料，喂了两个小时，摊到架空的铁架子上。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浸泡的鸡架上，我看到了升腾的水汽。他抽了口老旱烟，依旧会喝个二两小白酒，温习着他过往的人生。
下午三点半，炉子支起来，火红的炭火灼烧着上面的铁盘子。三姥爷用夹子夹起已经过油的鸡架，放到两片翻开的铁板子上，鸡架被灼烧得嗞啦嗞啦响。一股鸡肉的焦香飘散过来。三姥爷把鸡架的油用铁板挤压出去，鸡架丢到大铁盘子里。两个小夹子一左一右，撕开糊香的鸡架，一块一块，分散到铁盘子里。他小心翼翼的用他受伤的左手，掏出三个小罐罐，撒上孜然、肉蔻、辣椒还有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制调料，用包装纸包好扔给等候的食客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