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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有些担心，从一间“病房”来到另一间病房的她，会不会被勾起一些发自内心的恐惧，然而正如被名为薰的护士温柔以待之后的状态那样，那孩子对柳妈妈，似乎产生了难得的安全感与亲近。
所谓“柳妈妈”，指的是孤儿院那位姓柳的负责人，院里的孩子们都这么叫她，我和小伊虽然没道理沿用此称呼，但单小喵对此并无抵触，毕竟她本来，就没有可以称之为“妈妈”的人。
午饭时，我和小伊的桌边好几次飞来了奇怪的东西，糖果，纸团，矿泉水的瓶盖……抬头看时，一群孩子中总是有人在偷瞄着自己。
小伊朝他们笑了笑，不知何时起，她对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已经有些熟悉。
我捧着一本漫画书，在小喵的房间里待了一整个下午，小伊在陪着她聊天，我不擅长刻意寻找话题，只是安静地呆在一边。
或许是因为过于流连这无聊而不无趣的日子，明明到了回家的时间，我和小伊却谁也不肯首先提出这一点，只是等着对方发话，自己妄图扮演那个被迫起身的人，消磨着，消磨着，手上的漫画书换了两册，喷气单轨车的最后一班也错过了，便只好，或者说是如愿，在孤儿院住了一晚。
以酸痛的手臂为代价，我和小伊挪开床头柜，合力把房间里的两张床拼在了一起，小伊睡在中间，双手枕在脑后，天花板上的灯灭了，房间里的光源只余下空调上荧黄色的数字，夜晚并不寂静，夏夜的风，吹来了声声的蝉鸣。
“来打枕头大战吗？要打吗要打吗？”
“喂，这里还有伤员呢。”
“我、我没关系的。”
“怎么可能没关系……”
第二天，柳阿姨找我和单小伊聊了一会儿，说是有一场涉及我们的官司，准确地说是涉及我们的父亲，但既然斯人已逝，关于财产的纠纷，很自然地落在了我和小伊头上。
当然，年仅十二、十三岁的小伊和我，有相当正当的理由不亲自出庭，一切都由孤儿院委托的法律援助代理。小伊对此完全是无所谓的态度，“哦，这样啊”，她这样随口应道，的确，这些细枝末节，在我们眼里已经不重要了。毕竟在生死之间的大事上，已经经历了太多失去。
“法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很好奇。”
基于这样不算理由的理由，我决定行使自己在被告席露面的公民权利，小伊对此也没有异议。这显然是柳阿姨意料之外的事情，她的神情里写满了担心。
开庭当天已经是6月20日，单小伊穿了身朴素的衣服，大红色的短袖，略微泛白的牛仔裤，或许是因为这些天来日渐消瘦，身体套在里面显得宽松。
小伊摇摇头，否定了我这一推测，她说这套衣服是早些天柳阿姨送的，尺码本来就大了一些，想来也对，短短一阵时间内的体型变化，不至于让上衣连大腿的一半都能罩住。
“这样下去连裤子都不用穿了。”
我这样评价，然后被她打了一下，两个人像幼儿园的一样来回拍了一阵子，才意识到这似乎不是法庭上该做的事情。不过倒也没有什么影响，流程正常进行着，我和小伊虽然身份是被告，但要做的事情，也仅仅是旁观。
然而听到一半，我才意识到这起诉讼并不像柳阿姨轻描淡写的一句“经济纠纷”那样简单，原告的诉求是向我们已故的父亲索赔，而索赔的理由是——
在“4·20”特大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单东平害死了她的丈夫，十四岁孩子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