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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重磅文，全篇白话而就的文字，看着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逊文言文的之乎者也。其实从宋代起，随着文化文学的兴盛，也会有很多人用白话文去撰写文章，而这部分人就是宋朝“勾栏瓦舍”里那些进行文化表演的人，例如说书人等等，他们表演时所用的底本，也称为“话本”，就是融合了当时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形成了一种不仅字数精简而且更易懂，一种新的文言体，也就是白话小说。到了元代时，元杂剧的兴起，加速了白话文言体的普及。到了明朝时，朱元璋下圣旨往往用白话文，要求抵御倭寇时圣旨中就是这样说的“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
早在春秋以前的商周时代，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差别是不大的，人们撰写文章时为了使文章更为工整简洁，才把文言文作为专用的书面语言使用，而文言文其实就是古人将商周时期的口语简化后形成的。但是这时候的人们即使是用文言文日常说话，即便是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听懂。随着时间的发展，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长年的撰写习惯以及撰写规定等已经让古人撰写文章的文言文定型了，在以后的数千年里也几乎没怎么变过。
但是白话文是日常使用的语言，与定型的文言文不同的是白话文一直在产生变化，变化的方向就是越来越方便以及通俗易懂，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到移民的影响，各个地方的白话文相互交流融合，例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导致语言产生了变化，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等等，等到了唐朝之后，此时的白话文与文言文分离的更为明显，人们平时说话和写文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在科技技术低下的古代来说，写白话文还真不容易写，因为用字太多了，同样的信息含量，如果用白话文，可能会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数量。在古代的造纸术没有问世之前，古人写字时用的材料多数都是竹简，这些材料制造麻烦不说，而且还价格昂贵，重量也沉，即使是家中富裕不缺这些材料，书写的过程也比较费劲。因此古人为了省钱、省力、省时，写文章的要求就是能省字则省字，一切往惜字如金的方向上靠拢，而恰巧文言文就是最为符合这种惜字如金模式的，因此古人在书写时用文言文也就成了首选。
等到东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宋朝又改进了印刷术，纸张对人们来说没那么贵了，而且写的时候也比当初刻字时轻松多了，原来书写时不利的条件已经没了，为何还是用文言文呢？其实原因就是文化的传承性和习惯性，古人自小读书起都是用文言文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而且文言文定型后格式稳定，言简意赅，而人们习惯了也就不容易更改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装逼点，古代的读书人还能用这种文言文来提高自己日常的格调，以此来区分自己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而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也是随着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离，从而变得越来越高，比如能识字的普通人跟真正的读书人区别，普通人读出来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读书人一看就懂，这样一来读书人地位肯定会变高，这也是通过文化差异获得优越感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