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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的渭河北岸，距离河南岸县城三十多里的正北方位上，有个村庄叫里仁邨。里仁邨总共一百多户人家，由两个紧挨着的小村庄构成，南边的叫南村，北边的就叫北村；两个村子在南北方向上错位了二三十丈，南北两村之间有一个大涝池，每年夏天下白雨（暴雨），从两个村道暴溢出来的水流，哗哗哗地注满了涝池；雨停了，一群光屁股孩子在涝池凫水，妇女们在涝池边洗衣服，两个村的男人隔着涝池谝闲传；一直到第二年入夏，涝池还能有一多半水，于是又会迎来下一年夏天下白雨。南北二村也有水井，水井上也有辘轳，但井水很咸，只能打上来洗脸洗衣服；要喝饮用水，还得吃这涝池的雨水。
夏去秋来，又是冬天，像蚂蚁呆在洞穴里，这里的百姓一般呆在家里不在外边奔波，叫窝冬。
1948年冬季的一个夜晚，飘飘洒洒的雪花飞舞着。里仁邨静谧地安卧在雪花之中，聆听着雪花飘洒在树木上、麦秸垛子上的“簌簌沙沙”的悄声絮语。
南村村中间路北一家的主人叫唐树春，村道上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吠声很近，唐树春后半夜睡不着，他觉得那犬吠声似乎是从自己家门南面靠大路的车房附近传来的，可是雪大天又冷，他懒得起来，竖起耳朵听着，不大一会儿工夫，一切又很快恢复了沉寂，可以听见雪花飘落的“簌簌沙沙”声。
车房只有三面墙、一间房，与正屋不相连，紧挨着路边，为了上地、回家便于回车。
冬天夜晚特别漫长，而夜雪返照在窗户纸上，又让人往往觉得天快亮了。屋后皂荚树上的公鸡叫过了两遍，唐树春知道天亮还有好一会儿：鸡叫第三遍天才明。
想到车房，唐树春止不住又想到了要置一挂新车的事。他有三十多亩地，那是从他爷爷那一辈起，历经三代辛苦置下的。父亲临咽气交代后事：只能自己黑脊背下苦、沟子【关中人把屁股叫“沟子”】撅起干；可以做善事，不准雇伙计。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地里挣些、口里腾【关中人把节省叫“腾”，读tèng】些”，今年置半亩、明年置八分，才有如今这三十亩地。
因为不多置些地也实在过不了日子：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与日俱增，而地里的收成却不会与年俱长。于是，像唐树春这些黑脊背们，只好饮鸩止渴，为了应对与日俱增的苛捐杂税，为了一家五口填个半饱的肚子，明知道饮鸩不能止渴但还得“喝”。
前些时候村西头的王瘸子说到明年忙罢（当地人把忙完夏收叫“忙罢”）了，要卖他那二亩地给自己，要不要再买下来？那头犍牛口齿不算老，就是那挂车太破，一套上牛拉起来，就吱吱嘎嘎响，好像快散架了。叫王木匠朱铁匠置挂车是当务之急，钱已经攒够了，近三百块袁大头大洋，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
妻子平冬梅不让置车，说娘家兄弟平江斌说了：兵荒马乱的，等世事太平了再说。可是唐树春却觉得关中道东府这块地方，既不兵荒也不马乱：好多年这地就没见打过仗。想到这，唐树春置车的念头就像心里头钻进了毛毛虫，直痒痒。可是平冬梅还是那句话：“娘家兄弟说了，共产党迟早是要坐天下的，等太平了再说。
平冬梅是缠过脚的女人，比三寸金莲稍大些，也不过四五寸；十七八嫁到唐家，公公下世之后，冬梅有了两个女儿，如今婆婆60多岁，地里活也干不动了，只能在家拨弄两顿饭，冬梅和丈夫干完地里干家里，太不容易了。“好吧，就依你吧，”唐树春说，“等太平了再看。”
树上的公鸡刚叫第三遍的头一声，唐树春就下了炕，他准备先给牛添点草料，再出门早早扫雪，看看黄儿昨晚叫唤的是不是饿了。
看门狗叫黄儿，它问安式地向主人“汪汪”了两声，车房外面遗留了些麦秸，从雪底下露了出来，车房里面的旮旯好像躺着一个人，像是个女的，身子底下铺着麦秸，身上盖着一个破烂的被子。唐树春没有声张，二反身叫起来平冬梅。
平冬梅赶紧出来一看，是个女人。女人坐起身，二十多岁的样子，面容虽然憔悴，人还长得周正，操着河南口音，说她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大嫂，我在这里躺会儿，中不？”冬梅说：“雪大，外面冷，进屋吧，屋里暖和。”
女人道了谢，随主人进了屋；问起其他的底细，女人推托听不懂陕西话，好像不愿意多说。其实，这女人已经遭遇了太多太多；心里的话，是她要坚守一生的秘密，何况在这异地他乡，人生地不熟的，更应该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