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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了这句，徐容顿住了缓慢流转的笔尖。《毒战》的编剧拢共有四位，韦佳辉、游乃海是主要编剧，杜其峰和他则是根据各自的阅历、见闻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或者设计个别情节。
也正是这次全程参与剧本剧情的讨论、创作，让他对于什么剧本可能火，什么剧本不可能火有了较为清晰的概念。
每一个人物自出场到退场，他们的一切行动，包括不限于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等等等都应当符合人物自身的逻辑。
其次就是可创作性，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好的未必能改编成剧本，但是好的剧本一定可以改编成，因为中的一些内容，如“恐怖如斯”等描述，无法形成规定情境下的行动。
他有种感觉，《毒战》不仅仅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其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如今看到的那么简单。
将写的内容过了一遍，直到最后一句的“由此可见，曹禺充其量不过一二流编剧。”时，他犹豫了一瞬，过去他写总结，因为从来没考虑让别人看，往往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其中偶尔也会夹杂对同行的吐槽乃至于对于一些熟人的批评甚至鄙夷。
可是如今他就不得不多顾虑一些，因为随着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笔记尤其是表演总结，未来难说不会被整理发表乃至编撰、收录至普通高等教育“某五”规划教材当中，有些即使是他自以为是的幽默，到时候恐怕难免会被人各种解读，平白招惹一些没有必要的烦恼。
实质上，对于总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名字，他压根并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能够在他的笔记当中出现的人，尤其是在引用理论、方法时出现的名字，即使他不赞同对方的意见，但却不会否认其独到之处。
可是老院长对于《家》的改编，他总感觉还有改进的余地。
在《雷雨》的第二幕，年轻时的老院长曾为繁漪写过一段独白：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热烈烈的冒一次，什么我都烧的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我什么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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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雷雨》正式排练，老院长把这段话改成了：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改动看上去不大，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的本能，当人真的陷入巨大悲痛的时候，他想的一定不是怎么向别人诉说他的悲痛，而是想方设法的镇定自己、解脱自己。
他并没有划去对老院长关于《家》改编的评价，即使未来会因此受到争议。
一路走来，他能在业务水平方面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他的理念中，只有实践验证对错，而非是否权威决定。
确实，评价老院长在某些剧本上的创作是二流编剧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相当离谱，可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抱有类似的观念，人类的发展史大概率将变成一部愚昧史，因为“权威在他擅长的领域是对的”违反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