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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之年开启伊始，焦菊隐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应声而倒，后罹患肺癌，而且发现时就已经扩散至全身，医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未告诉他实情。
但因焦菊隐过于博学，从病床栏杆上的拉丁文卡片中得知了自己的病情。
当他见到从大西北赶回看望的大女儿，道：“我过去十年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待自己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日子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我要争取把自己多年探索实践的收获，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交给后人，我现在是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什么顾虑也不会再有了，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然而，事与愿违，焦菊隐对于化疗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当年8月，便悄悄然地、冷冷清清地、有悔有恨有怨地走了，带着那些他想说而没能说出来的话，离开了这个老舍离去时他就想跟着离开的尘世。
其一生大多数对于戏剧的经验、思考、学术成果，也随之埋葬。
最终，焦菊隐也没能把他一生的心得、感悟交给后人，但在被打倒之前，他拟订了两篇论文提纲，其一为《论民族化》，其二就是《论推陈出新》，在《论民族化》当中，就有一句“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
尽管因为时代原因，这两篇提纲最终都没能变成实打实的学术成果，但焦菊隐在提纲中写的十一个字，到了徐容如今的高度，已经是足够多的提示。
而《茶馆》的影像资料也充分印证了他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
这也是他选择留在人艺的原因之一。
人艺是一座生活过多位大师的殿堂，尤其是曹禺、老舍和焦菊隐，几乎半生的心血都倾尽于此，所遗留下来的遗产，远非大多数人所了解的那些，在大师的作品、生活的细节、只言片语乃至喜恶当中，都包含着他们对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解。
尽管徐容与诸位大师素未谋面，但他总觉得，将‘共同创造’这一理念完善并融入戏剧，是他的义务与责任，也是一场跨越了四十年的传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