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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文官衙门，大致可分为六部、六科、六司、五寺、三院、三监、二府和原先的中书省残余。其中六部六科都不必细说，但这六司，则从单独某个衙门到隶属某个衙门，官员品级从正三品到正九品不等。通政使司最显赫，通政使贵为九卿之一，尚宝司这个单独部门则管着文官公章，行人司则专帮皇帝跑腿，僧录司和道录司则管天下僧道，专管乐户的教坊司则隶属礼部但又相对独立。
至于五寺，大理寺贵为三法司之一，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太常寺则只管礼乐，太仆寺专管马政，鸿胪寺和光禄寺前文已有介绍。
三院则是都察院、翰林院、太医院，三监是国子监、钦天监、上林苑监，二府则是宗人府、詹事府。
中书省残余，则要么沦为小透明的中书舍人，要么贵为如今的内阁。
长久以来，大明中央衙署的设置有三点是最不容忽视的。
其一，为天子的法统和享受服务的大量部门及官吏。其中祭祀、观天、礼仪有关的事与天子“受命于天”的无上权威法统有关，而上林苑监这种菜园子、太医院这种御医机构、光禄寺这种厨子部门、礼部工部底下的一些部门，都算是为天子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服务。
其二，举国的实务在方向上和审核上的大事都要在中央处理，但具体经手实务的主官品级都太低，实际最高不过正五品，在京城里连红官袍都穿不上，他们能有多少话语权？
其三，出于皇帝对权力的控制要求，重要的事务决策原则上全部都要经过皇帝。不堪重负的历代皇帝由此一步步放任司礼监和内阁的崛起，但那也只是偷个懒，实际上权力还是高度集中。
朱厚熜也很清楚，这套架构的存在，在很大意义上必定是符合当前需要的“最优选择”。
下定这个决心以前，他思考了很久这样会不会又是急了一点。
但是思来想去，其实最大的槛也就是皇帝本人：肯不肯放权、敢不敢放权、要不要那么多私人服务。
皇权到了明朝以后，就集中到了巅峰。
物极必反，后来的中国就彻底没有了真正的世袭皇权残余，而世界诸多国家则仍旧保留了一些所谓皇室、王室。
朱厚熜权衡了很久，决定迈出这一步。
他可以仍旧保留着最核心的权力、在实质上仍旧保持高度集中的皇权，但在一些具体处理政务的权力方面，需要给官员们空间，这也是一种收拢人心的方式——更多的官位、更大的权力、更好的待遇。
已经改名成了国策殿的谨身殿里，大会还没召开，如今仍旧是课堂。
听课的，是之前在外的各省总督、左布政使、两京府尹、南京九卿及边镇都司文官首领们。这一次，新老参策、在京各衙的首官也都坐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