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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冲突正在这里激烈的发生。
而作为这文化冲突的两极，其中的一端自然是城市里以儒生为代表的群体。这既是旧文化也是实质上的主流文化孕育出来的精英，他们的基本特征通常是穿着雍容的长衫，对于年高德劭、之乎者也，思维已极难变化的社会上通常称其为老儒；
与老儒对应的则是相对年轻的“新儒”，许多的年轻人常常是大儒们的弟子，他们读圣贤书，也期待着某一天货与帝王家、为万世开太平，但在与华夏军的论辩之中，他们也渐渐的接受了一部分效率思维、格物思维的影响，就外在特征而言，“新儒”们在穿着长衫之时常常也会穿华夏军制式的靴子或是鞋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随身携带相对方便的石墨硬笔、携带笔记本方便随时书写，而与之配套的是在长衫之中缝制更为方便的口袋；
与儒家对应的思维，自然便是华夏军一直提倡的格物、四民以及没有多少人能够清晰掌握的辩证唯物思维。格物讲究效率与实证，人人平等淡化尊卑，辩证唯物论要求目的论与方法论配套，简而言之，即孔子的言论是他对于春秋时代如何到达大同社会的设想，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局限，任何看不到目的论，觉得至圣先师说的全是真理的人，觉得一个方法论放诸万事皆准的人，都是大傻逼……
文化观点的冲突当然复杂，而属于华夏军一方思维外在的呈现，则大多体现在那一身缝满口袋的短打装扮上。
在过去的文化当中，雍容的长衫是尊贵的象征，而短打的装扮大多属于低贱的体力劳动者。这一方面因为文化人可以慢下来，可以好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织造业的发展决定了软趴趴的布料往往只有做成长衫才比较好看。
宁毅造反之后，首先是在军装上提出了大量的新要求，而苏家的织造业底蕴迎合了这些要求的需要，在经过了十余年的革新与改良后，如今华夏军的军服笔挺而帅气。这种发展逐渐进入民用服装行业，便又催生出大量干净利落并且方便工作、不至于被机械钩挂的“短”装扮来，又成了文化对抗的一种象征。
如今在成都城内，拥护宁毅这边四民思维、效率思维的年轻人们，主轴上来自于参与过华夏军培训班的一系列军官，他们或者是军队中的成员，或者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对于服装的象征倒不见得执着。但在这些之外的社会层面，大量识文断字、会书写算术的工人以及管理人员开始迅速成为了华夏军这边思维对抗的主力军。
这些人当中，有部分过去是落魄的寒士，更多的是家境贫困的普通人，又有少量地位低下的商贾、账房。在华夏军跃出凉山之后的数年里，办各种培训班，吸收社会底层人士进工厂，令得这些人能够简单的识文断字、学习算术，这个过程里，许多聪明人在工作或者学习当中被发掘出来，随后又有了主动学习的过程，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现实。
华夏军的培训班重视实绩，脱颖而出的人们智商超群，在华夏军工业基础迅速发展的过程里，这些人渐渐的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他们有的对于流水线、对于统筹效率的理解深刻，有的在数学领域有着迅速的突破，也有的自己摸索出了管理学的道理，这些人开始自发地为华夏军的“理论合法性”添砖加瓦。
他们的学问是相对偏科的，在态度上也是相对偏激的，但在一次次的议论与争吵之中，这些在工作和生活中“速成”的文化人们也在迅速地加固着自己的三观和逻辑构架，而他们统一的象征，便是挂满口袋、适合工作的华夏军短打制服，其中的大部分，则都会为了工作和打理的方便，剪去“受之父母”的长头发，转而留寸头甚至光头，这也是城内舆论争端中，他们常常受到诟病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