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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氏兄弟还未见人，就出手相助这两个下放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虞氏宗族的祖籍也在苏南，他们的根也在吴中。他们对从祖先的故地苏南下放而来的下放户们，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身为豪门望族的虞氏祖先，为何要从苏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入蛮荒凄凉的苏北苇**草滩上，这不是疑案而是历史真实。它源于明朝初年，那场历时一百余年的人口大迁徙，也就是明初著名的“红巾赶散”（或“红蝇赶散”）事件。
大明洪武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旨疏散江南人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定天下的朱明王朝，开始迁徙苏、松、杭、嘉、湖诸府富绅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强制迁移江南富商大户14万户，到凤阳府安置。
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又陆续将江南各地的富户举家、举族迁徙到苏北各地。据史学家估计，祖籍江南的富绅大户，累计约有45万人，从吴中各地“奉旨”到苏州城西北的阊门集合，然后在官军的押送下，乘舟远行，迁徙到位于苏北的扬州府境和淮安府境安置。
这场历时百年、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史称“洪武赶散”或“红巾赶散”。
祖居苏州句容的江南望族虞氏一脉，其首字辈共五十八个兄弟，正是在洪武初年这场惨绝人寰的人口大迁徙中，率全家数百口从苏州的阊门出发，在官军的押解下，走水路来到当时是漫漫盐碱地和一片无边芦苇荒滩的苏北，煮盐捕鱼，插草为标，垦荒建埠，繁衍生息，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虞氏“五十八首”定居苏北后，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历经明、清两朝及民国期间的大混乱，其分支又多次迁徙，到新中国成立时，苏北虞氏子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到虞松远父亲虞新河这辈时，因数十年战乱频仍，曾经高大威严的苏北虞氏宗祠，早已湮灭于战火销烟中。留在苏北祖籍的也仅剩数万人，分布在以虞家村为中心的若干自然村中。
虞松远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舅爹舅奶（苏北方言，外公外婆），更不用说享受来自他们的疼爱。父亲和小爷从来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虞松远年龄稍大后，只能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打探得一星半点自己曾经辉煌的家世。
日本人来之前，爷爷是虞家村的族长，也是著名乡绅。1939年春，日军从二圣港登陆，很快占领了县城和灌河两岸的广大乡村。
1940年夏天，驻县城的日伪军突然围困了虞家村。日本人逼迫爷爷出任县维持会副会长，如果不从，将烧毁虞氏宗祠，并烧死他夫妻二人和全家。
正值盛年的爷爷没有犹豫，虽然只是一介乡绅，在苟且生命与民族大义面前，他选择了后者。当辉煌的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被日伪军点着，即将变成一片火海时，爷爷没有丝毫胆怯，却捋着长须，面对日寇的刺刀仰天长笑。
他拄着拐杖，戴着瓜皮帽子，搀着盛装的奶奶，在虞家村数百名村民的注目下，一步一步地，颤巍巍地，走进烈焰之中。全家二十余口老少，抱在一起，与虞氏宗祠、虞家老宅一起，被熊熊大火化为灰烬。
那一年，爷爷五十出头，奶奶不到四十岁。
老人们说，日本人撤走后，大火烧了大半夜，虞氏宗祠、虞家老宅成了一片断垣残壁，虞家村男女老少几百口，全部跪倒在废墟前，痛哭失声。凌晨时分，天降暴雨，呜呜咽咽、噼噼啪啪的大暴雨，一直下了二天两夜。
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大火烧起之时，虞新河带着弟弟虞新民和佘文芳、佘文秀姐妹，躲在家塾内院的枯井之下。这口枯井，底下有一个砖砌的小房间，里面常备少量水和食物。井口被藏匿在夹墙之内，较为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