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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时分，太阳染红了西边的天空，暑热还没有退去，仍然像蒸笼一样笼罩着大地，连房前洒了水的泥地上，也升腾着令人难耐的热气。
谢阿大光着脊梁，古铜色的皮肤上泛着油汗，弓着瘦骨嶙峋的身子，可怜巴巴地对汤胜说道：“里长，前年让流贼（指张献忠的大西［注1］军）抢了一道，流贼去了以后，官府去年的夏粮秋粮、各种捐饷一升也没减，还没等到年底就断了粮，人几乎饿死，今春的种子粮还是跟举人莫老爷借的。这你都是知道的。如今又要加捐，早稻却还没有开镰，要让我去哪里弄米来呢？”
谢阿大今年三十二岁，长得却有些着急，看着就像已经四十岁了一样。
他是长沙府攸县神塘冲的普通农民，祖上颇有点田产，家境还算殷实，可是近些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力役银差变本加厉，靠种田为生已经入不敷出，家底便渐渐尽了上来。
十年前父亲生病，为了求医问药，他不得不开始卖田，父亲去了以后，接着又是母亲，直到大前年他的大儿子又病了多半年，几年来连看病带办丧事，家里的田产也就卖了个七七八八。
大儿子死后，他和妻子便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本打算再穷也供着读点书，好歹考个功名，也好跳脱出种田人这个苦坑，不成想，前年又遇到大西军攻打湖南，妻子和小儿子惨死于兵祸，如今便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最后的几亩水田艰难度日。
有过这种惨痛的经历，又整天风吹日晒地在土里刨食，面相上会沧桑一些也是难免的事。
“遭抢的又不是你一个！”听谢阿大提起流贼，汤胜心里也是一肚子火，没好气地说道：“难道我还躲过去了不成？”
他跟谢阿大同年，长得却比谢阿大年轻很多，只是两人同样消瘦，显出他也是个吃不饱的主，但跟谢阿大不同的是，他的家底不是被官府，而是被大西军掏空的，如果没有大西军，他本不至于落得这么一副尊容。
“所以才求你去跟县里说说呀，”谢阿大陪着笑，央求道：“哪怕缓一些时日也好。”
“说什么说！”汤胜瞪了谢阿大一眼，“这次负责催缴的严道主［注2］，据说是奉了何总制（总督）的军令，一切以军法从事，厉害得紧！连县太爷——嗐！别说县太爷了，连府台（知府）老爷也只能唯唯诺诺——谁敢去触那个霉头？”
府台老爷都不敢吱声？谢阿大缩了缩脖子。
对他这个乡下的庄稼人来说，知县就已经是天一般的存在了，何况是总督、道员？当下不敢再求情，只是嗫嚅着诉苦道：“可是没有粮食，又有什么办法呢？”
“县里说了，实在没有粮食，可以折银。”
“折银折银，说得轻巧！”听说是县里的规定，谢阿大的胆子不觉又大了些——历年来，拖欠些税粮的事情也总是有的——摇头说道：“别说米价那么贵，折银折不起，便是米价不贵，谁家里又有银子？”
“办法总是有的，”汤胜皮笑肉不笑，说道：“告诉你说，这回加派的是兵粮，为的是剿灭匪贼。这原也是为了小民百姓好，不然就算打了粮食，还不是要遭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