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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占出两个以上画是变画就得出超范围的另一卦了，如占出《乾》，若是第四繇、第六繇是“变繇”，即《乾》变《需》，若说《乾》之《需》，这只能是“变卦”称法，即有《乾》卦符号变出《需》卦符号。而《需》不是《乾》里的“繇题”，即春秋《周易》文本里《乾》中是没有以《需》作繇题的。这就是说若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时，所变出的另一个“六联体”的符号（当然也就知道这个“六联体”的符号是六十四卦里的某某卦）就超出了春秋《周易》文本的每一卦以六个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只有取一个“变”画时，才不超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每一卦六个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也就能得出春秋《周易》文本里某一卦里的某一繇辞来。
再次说明，正是春秋《周易》文本作为卜筮起卦的局限性，才有卦名称为繇题的“繇式《周易》”再一次改造成以“六、九”为爻题的“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就解决了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爻问题。
若以春秋《周易》文本来卜筮，若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就得规定二个以上的“变繇”出现后，可规定看最初或最后的“变画”确定为“变繇”，只看一画变，也就得出某一“繇辞”来断人事吉凶。假如筮出《乾》时，看最初的“变”画是第四画，而《乾》里排第四的繇题是以《小畜》称之。那么就得出《乾》里的第四繇辞是本此占筮所得的占辞了，那么，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小畜》曰：‘或跃、在渊、无咎’”。若按规定以筮出最后的“变画”(由筮出的变数即九或六来看第几画是变画)对应的繇辞来断吉凶的依据，那么就是《夬》，也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夬曰：亢龙有悔”。若起筮时是个没有变数的卦，如起筮得《乾》而无变数，就按《乾》的画符号的八卦取象或结合其“卦辞”来断吉凶，也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八”，表明筮出了一个无变的卦。那么，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八”说，是不是代表没有“变”的卦呢？
这一筮例里的“八”，既是指筮出一卦是个无“变”之卦代称，也不能当数字“八”理解。这一筮例里的“八”，既是代表出一卦里不变之画的称法，又是指春秋时期那个不变之画的写法像八。
这一筮例若按“变卦”筮法，在起卦时，由“本卦”变出“变卦”，那么这一“变卦”会在六十四卦里得出某一卦来，这就会超出春秋《周易》文本以六个卦名做为繇题的范围，若想得出本卦里的某一繇辞，即“变卦”的名称而超出了本卦里的繇题卦名称，似乎就难以得出所起出一卦里的繇辞来。所以“变繇”筮法，只会在起出某一卦里的六卦画中看变画，就得规定出只取一“变”画，也就超不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每卦里的六繇题之名称，也就得出所起出一卦里的某一繇辞了，即某之某曰的定式。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以所谓“变卦”筮法就超出某卦中六个以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但以“六·九”爻题的《周易》文本，就可以用“变卦”筮法，并通过老阴，老阳为变爻，由“本卦”变“变卦”，就不局限于一卦里做繇题的六个卦名称了，相对就方便的多了。不过以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时，若起出一卦时，出现有两个以上的“变”画，但只看所“变”之画的繇辞是何，而不让“变”出“变卦”，也可以看所起出的卦象和所“变”的繇辞相结合而联想、比附所问人事的吉凶一样是行得通的，这是一种方法。即使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而变出的所谓的“变卦”（超出春秋《周易》文本范围），一样以所谓的“本卦”里的卦辞（得不出繇辞）以及结合所谓的“变卦”的卦象来联想、比附所问的人事吉凶，这又是一种方法。正如这一筮例的记载，太史就是以由《艮》变《随》，以所谓的“变卦”《随》之字义来比附吉凶的（故以春秋《周易》文本卜筮，若得出变卦也就得不出繇辞内容）。而穆姜也是通过所谓的变卦《随》里的“卦辞”，即“元亨利贞，无咎”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结果的。这就叫“筮无定法”，本来卜筮问吉凶是一种巫术迷信，没有任何科学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