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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朱熹《周易本义》一书里的说法。
《周易本义》开卷这样说：
“周易上经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易”。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以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这开卷所讲的三圣之《易》，就是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经》之内容。《易经》之称的内容不单单是指《周易》，而且是包括了伏羲画卦，孔子作《十翼》（《易传》）。
朱子《周易本义》一书里在对《乾》里的文辞解释道：“‘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异物成务之精意。”
又说：“‘替龙勿用’，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凡遇乾而此爻变者，当观象而玩其占也。”
总之，《周易本义》在解释《周易》一书时是从占筮角度去解说的。朱熹从卜筮角度解释《周易》，实乃是一种错误认识，正如以象数义理去解释《周易》那样，虽然是指向《周易》的义理，但已然是一种错误认识。都是先见得《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画符号，而受到先秦史巫卜筮的影响，而把八卦象数之学说来释解《周易》了。从根本上来说两者无论象数义理解释《周易》或是从象数卜筮解释《周易》，都与原创《周易》是不相符的。但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象数义理释解《周易》，比象数卜筮去解释《周易》无疑有其极积的意义。
当然朱熹也不可能把史巫的八卦卜筮从《周易》上剥离出去，他既没有见过殷商的甲骨上的“六十四画符号”，他也无法弄懂“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原初的关系。他所见、所用的是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他又不去思考《春秋左传》里记载所隐含的《周易》文本史实，他只是把《周易》按春秋史巫的卜筮一个方面去认定《周易》的性质了，这虽有历史的因素，而更有朱熹的偏见与无知。
在对《周易》文辞上的理解与认识远比不上他的理学祖师爷程颐(因为朱熹是北宋程颐的三传弟子的门徒)，至于朱子对《周易》所作的解释更是支离破碎，既没有说出个什么，也说不出个什么。自然是从筮的角度与八卦、阴阳、图式、象数角度去注释《周易》，看朱子的注释比看《周易》是大煞风景。若把《周易》当成一付完整的图画，那么朱熹的注释，如同七岁小儿在那付图画上一阵乱涂乱画，破坏了那付完整的图画。
而在《周易本义》一书的卷末有一题目为“筮仪”，却是专一讲述筮卜时的规距与起筮的仪式。
“筮仪
择地洁处为蓍室内，南户，置床于室中央。
床大约长五尺，广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茎，韬以纁帛，贮以皂囊，纳之椟中，置于床北。
椟以竹简，或坚木，或布漆为之，圆径三寸，如蓍之长，半为底，半为盖，下别为台函之，使不偃仆。
设木格于椟南，居床二分之北。
格以横木板为之，高一尺，长竟床，当中为两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许，下施横足，侧立案上。
置香炉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炉南，炷香致敬，将筮，则洒掃拂试，涤砚一，注水，及笔一，墨一，黄漆板一，于炉东，东上。筮者齐洁衣冠北向，盥于焚香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