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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
这说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为筮卜之书了。但高亨又不像黄寿祺等说的那样《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学是里。
而陈鼓应在他的《道家易学建构》一书中开篇这样写道：“《易》本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自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由哲理化而哲学化，其哲理化是春秋以降解《易》者的成果，而其哲学化则是受了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道家易学建构》陈鼓应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所以台湾的陈鼓应注译的《周易今注今译》一书（中华书局2020年7月北京第一版）是凡译今本《周易》卦爻辞也称筮得某卦、筮得某爻某爻如何。完全把《周易》当卜筮上的卦爻占卜辞了。
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东方易学研究会会长的朱伯昆，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的绪论开篇是这样说的：“《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又说：“《易传》解经的特点是，将西周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为讲义理的典籍，为《周易》奠定了理论基础。”
又说：“《易经》作为西周时期算命的书，由六十四个卦象和解释卦象的卦爻辞组成，其解释卦象的文字即经文十分古奥，后人往往不易理解。卦象如何组成的？某卦象下如何系之某卦爻辞？也难以理解。如何依《易经》算命？为什么《易经》一书能算命？也需要加以解释。这样，自然形成了解释《易经》的各种著作，先秦时期形成的《易传》即十翼，即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作的。”（《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九洲出版社200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