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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近些年，由于老一辈人持续凋零，话题也被榨干，而村里大学生的数量猛增，他们就将目光转移到拥有“大学生”头衔的年轻一辈身上，并且抱着一种表面恭维、实则准备看笑话的心态。高尔利从小成绩优异，品行端正，名声传遍乡里，因此他能取得多大的人生成就，有些人便格外关注。当然所谓“成就”，其实就是金钱，乡下人不论评判什么，最终都会万变不离其宗地落实到金钱上，这个标准最直观，也最令乡民们羡慕。至于当官，比如不争气的芝麻小官，定入不了他们法眼，即便官职再大，最后还是会被问“一年能拿到手多少钱？”至于出尽风头的娱乐明星，不管多么受人追捧，到头得到的评价也只是“那个工作，挣钱简直跟揽一样”。要是没有钱呢，则只会招来冷言冷语、轻蔑鄙视，就如同高尔利的母亲曾经遭受过的一样，母亲悲惨地死去，与此不无关系。他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显露出半点落魄的迹象，以免招致闲话或者什么更糟糕的结果。
想到这些，他就后怕。走到镜子前，对着墙上的镜面，侧转过身，反反复复地东比西看。可是，无论怎么比、怎么看，他都觉得镜中的自己有几分易引人怀疑之处。于是，他决定明天一定要穿那套最体面的西装回家。随后他又将桌上的稿子、连同抽屉里的拿出来，连同一幅肖像画——原来他之前描画的那个女子就是陈蔓尹，和电脑一起小小心心地塞进了箱子，拉好拉链，把箱子立起来，放到墙边。
第二天一早，在出发前，他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父亲终于接了。
“喂，儿子。”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他故作精神但又十分疲惫的沙哑声，好像嗓子被酒精烤着一样，带有滑溜溜的颤音。
“你还好吗？爸爸。”高尔利担忧地问。
父亲连续清了好几下喉咙，好像对控制它有些吃力，这让高尔利听得很是痛苦。
“挺好的呀。”
高尔利知道他在骗人。“那你嗓子是怎么了？”
“没怎么啊。”父亲说，带着不在意的口气。
随后，高尔利陷入气愤与不安之中，因为他知道他明明是在硬撑，而更为奇怪的是，父亲在他保持沉默的十几秒里，也犹犹豫豫地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这就更加让他确信了他如今状态不佳，并且遇到了大麻烦。
“好，你快吃早饭吧。”高尔利说完，挂了电话。
随即，他又给张老板打了个电话，向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并且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张老板虽然有点不高兴，但既然是他家里有急事，他也就不好责备他什么，于是同意了。
高尔利立刻恭恭敬敬地感谢了他，小心地挂了电话。然后赶紧提着行李箱出了门，在一楼跟房东王叔打了声招呼。接着到社区外拦了辆出租车，直奔福乐汽车站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