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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后，我父母从昆明赶到了北海。再次见到他们，我至亲的人，才发现他们都苍老了许多，有那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他们是如此的陌生。他们走进医院，并没有显得惊慌失措，这让我有些愕然，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好事，他们也应当平静下来了，谁的生命都需要继续。生命，就好像有人一直往背后推着走一样。
我母亲一直坐在我的床头陪我说话，边说边哽咽。她总是嘴里讲着不着边际的话，然后突然盯着我的眼睛，嘴就一瘪，鼻孔扇动着掉下眼泪。看见她哭我就也想要哭，但又努力的忍住，怕她哭得没了止尽。我把目光看向别的地方，是父亲直愣愣的立在病房门口。他身材还是依旧的魁梧，皮肤黝黑，像尉迟恭做门神似的。他眼睛里总是有着一种奇怪的东西，让我仔细看看，原来是一种外强中干。他也想要哭泣，却死命的忍着；想要多看我两眼，却又不忍注视；想要进门，进来后又似乎手足无措，就只好抿着嘴一边朝我挑着眉毛一边在房门的位置踌躇。
我坐在病床上陪着母亲聊天，心里却多多少少有些尴尬。才出门两个月左右，但好像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连从前最亲密的人都出现了陌生的不安感受，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的手术定在两天以后，徐医生已经是尽快安排了。他跟我父亲说了手术的详尽事宜，只是个微创的小手术，不需要开胸，只是在肋骨的位置开一个三厘米左右的小洞，然后把设备探入我的体内，切除肺大泡，再缝合，称之为“胸腔镜手术”。手术后五个小时就可以下床小解，三天以后就基本恢复，以后复发的几率就小之又小了。手术前半天不能进食，前三个小时不能进水，还需要尿壶，病号服，手术的费用…徐医生和父亲在病房门口仔细的交谈着，父亲一边听一边用手机记下，好像个小学生的模样。我从未看见过他如此认真过，即使是我念书的时候，他来给我开家长会也总是心不在焉，有一次还喝得酩酊大醉，非要拉着我们班主任称兄道弟，是这样的不靠谱。但此刻他却尤其的专注，那个样子让我辛酸。一个将近五十岁的男子，虎背熊腰，膀粗腰圆，却是一头的银发，他不愿意染说是染发剂致癌。如此的一个男人，一辈子未曾放下过架子，此时却对一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医生如此诚恳又顺从。而这一切却又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不管“胸腔镜手术”有多成功，都挽回不了我一个月后的死亡。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辛酸的原因。
又过了一天，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堂哥堂弟，七大姑八大姨也全到了北海。一时间我就有一种被夏侯大妈附了身的感觉。病房里全是我的亲戚，但他们却一个个都很平静，没有瞎闹，只是各自掉各自的眼泪，为此我很感到荣幸。
手术的头一天晚上，空气异常的湿热，屋子里总有人出出进进，让人心情烦躁。我已经不能再进食，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一早，我只能少量的喝一些水挺着。亲戚们住在医院旁的宾馆里，母亲和父亲陪着我说话，说我小时候的事情，一直到深夜。我们也不愿意在病房里呆着，一是怕影响夏侯休息（即便她挺不招人喜欢的），二是自从老李头死后我总觉得这房间里充满了让人焦躁不安的氛围，不愿意在里面多呆。我和父亲母亲就坐在护士站的按摩椅上聊天，说着说着又会突然停住没有了话，只听见外面蝉鸣个没完。
第二天，我们等了一早可医生只说手术室还没安排出来，就继续等待。那时我连水也不敢喝了，只能用手指头蘸着矿泉水抹在嘴唇上解渴。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我的几个朋友也从云南或者其他省份赶了过来，也包括我的那几个室友。他们一来我就一扫先前颓圮的兴致，顿时来了精神，舞马长枪，破马张飞，在病房了吵了开来。几个伙伴都许久未见，在沉淀了一时半会儿的悲痛以后都没心没肺的谈天说地，没了任何烦恼。在这许多人中，有一个鼻梁挺拔，目光炯炯的女孩，一直站在人群的外围。她身材不高，只能从人缝中探出脸来。还是和从前一样，我们互相打量着，彼此都能明白对方眼神里的不甘和明了现实的无可奈何后的一丝洒脱。那一刻，当我明白这可能是在我死前最后一次看见那双永远让我不安的眼睛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脏似乎跳的缓慢而又柔软，眼睛里的泪水在是否可以憋住？只是一念之差。我只能挑挑眉毛，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再活在过去里，即便未来只剩下几十天的时间，也要比过去实在。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是毫不畏惧的用力盯住那双让我心脏发软的眼睛，想要从里面再读出一些她刻意隐藏的秘密，却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