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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小时后苏醒过来，但感觉仅仅过了一秒而已。我开始觉得死亡和重生会不会也是如此的？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你就一闭上眼睛，死了，就立马又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又从某个妇人的肚子里钻了出来。当然这只是无端的猜想。
我醒来之后就听见麻醉师和母亲不停的叫着我的名字，然后让我点头，摇头，动一动手指。
“可以说话吗？说点什么？”
麻醉师问我，可我没有反应，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快，说句话！”
我还是没反应，摇摇头，懒得搭理旁人，只觉得困得要命。
“不行不行，说一句也可以。”
“卧槽。”
说完之后，我听见旁边的朋友一阵窃笑，也暗自佩服此二字实在代表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整一个晚上我都辗转反侧。
亲戚朋友们过不多时就撤离了，父亲也回了宾馆，母亲留下来陪我。我在晚上九点左右彻底的清醒，就开始少量的饮水。但后来才发现这实在是自找麻烦，因为我尿不出来。
这可是上了脑筋，我可不想插根尿管子，那简直就是魔鬼。可躺在床上就怎么也尿不出来，于是翻来覆去，换了无数种办法，什么塑料袋，尿壶，矿泉水瓶，就差把马桶整一个的搬过来了。就这么折腾到黎明，我已经感到膀胱快要到达极限，忍无可忍，只能强撑着站立起来，然后一泻千里，实在奇怪。
第二天晚上也是痛苦依旧。
那整一个晚上，我都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
凌晨一点三十二分，这是我第一次醒来的时间。原因是我感到病房里很闷，喘不上气，我睡觉时最怕的就是这个，往往会因为喘不上气而恐惧着惊醒。这是因为那感觉就像有人要将我掐死在黑暗里一样。我在这样的恐惧中醒来，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在我对面有一栋楼，楼的表面由许多的方形小窗组成，代表着一个一个的房间。我模模糊糊地看过去，有的窗格是白色，那是亮着灯，有的窗格是黑色，那是关着灯，就像是一副围棋的棋盘。再这样一个时间点，应该是黑棋要战胜白棋的，但我对面的那一栋楼却不是，因为它也是医院的住院楼。
凌晨三点三分，我又一次醒来。这次是因为我的肺部感到不适且偶尔阵痛，就继续望着窗外，病房的窗户将青黑色的天分成三个矩形。这让人难受，或许是因为天圆地方那一套理论，现在连天都被划成了方的了，何况是人。
凌晨三点二十三分，时隔二十分钟，我又醒了。这次是因为我全身瘙痒。因为长久没有洗澡，病房里又热的出奇，我躺在床上，好像闻到一股油脂与汗液的混杂气味，这种感觉就好像整个人全身赤裸的掉进一口盛满了西红柿炒鸡蛋的大锅里，全身上下又湿又油又有味儿，之后就是无数的的苍蝇爬虫在我身上觅食。这么说来我就好像受了XZ地区的天葬，瞬间伟大起来。我还有些发热，医生说这很有可能引起肺部感染，把我吓惨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可能就要提前去见马克思了。好在有惊无险。
凌晨三点四十分，因为父亲巨大的鼾声，我醒了过来。这个病房里只有我一个病人（夏侯搬了出去），父亲是来换母亲陪夜的。他老人家的鼾声我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小时候我和他睡时只要他一打鼾我就往他膀子来上一拳，他立马就停止了鼾声，好像触摸式的开关一样。但现在我并不想打他的膀子，只有一个人睡不开心总比父子俩都睡不开心好，而且我也不方便动弹。我静静的听着他老人家打鼾，他的鼾声简直就是巨大无比，像是炼钢机器运转时的轰鸣。这让我想起了猛张飞，虽然历史上的张飞并非真的演绎里说的那样，但总觉得演绎里的要更可爱一些。我扭头看着鼾声如雷的父亲，他突然停止了打鼾，坐起来，问我是不是不好睡，又问我是不是他鼾声太大了。我在黑暗里看不见他的眼睛，但我感觉我的鼻梁发酸发胀。我爱我的父亲，但我不爱他的鼾声。
凌晨四点，整好，我又醒了，是被饿醒的。我用眼睛在黑暗里摸索，能吃的只有药。我想起母亲白天跟我聊天时说，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和目的是要让更少的人去吃药进医院，而不是让更多的病人有药吃，有病房住。这似乎有些道理，但细想之下又感觉有些像乌托邦，算了，想了也是白想，想多了就更睡不着了。
接近凌晨五点，我再一次醒了，因为尾椎疼得要命。我暂时还不能往侧靠着睡，只能平躺，床板又很硬，重量就全压在尾椎上，简直是折磨。医学上说，假如人能确切的知道某一个内脏器官的确切位置，那么的话，那玩意儿就肯定有问题了。我现在就能确切的知道我尾椎的家庭住址，甚至还想写封信给它，信上写着，小王八蛋，老子要疼死了！
黎明的时候，我自然的醒来。这次倒是没有什么难受的地方，只是自然而然的醒来。我往左扭了扭头，透过微弱的阳光和薄薄的眼屎，我看在对面住院部的一个小方格里，有一个人也在像我看他那样的看着我，我替他祈祷希望他没有看了我一整个晚上。
第三个晚上，我出院了。在全部人的无可奈何和无法理解中，我拖着刚手术完的身体，减掉了所有不必要的装备。再次告别家人朋友还有小黑。我弓着腰，驼着背，一手还捂着肋骨上的伤口，但眼神却是坚定，毅然决然的坐上了去往陕西西安高铁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