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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春节每到大年初一，有个雷打不动的习俗是，早餐吃过了肉馅大粑（一种用糯米和籼米混合碾碎后，制成的一种过年必备食物）就要先回乡祭祖。
父亲已经提前准备好贡果、香、红烛、酒和鞭炮，我们一家人穿着喜庆的新衣服去祭奠祖先们。在祭奠完祠堂和灶神后，第一个要祭奠的坟冢便是我祖母的。关于我的祖母，我虽然没有真正见过一眼，但关于她略显传奇色彩的一生，从我童年开始便断断续续的听奶奶和父亲讲起。
我的祖母名叫赵氏平，出生于1900年，是一位从清朝末年走来的小脚女人。
祖母的一生横亘清朝、民国、新中国，直到1989年去世，享年89岁。历史课本中曲折婉转的近代史，祖母都用她那双小脚走了一遍，她是真正将自己的一生活在了王朝更迭，时代变迁，沧海横流里的顽强女人。
到了20世纪，已经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统治根基已是风雨飘摇，统治腐朽已经病入膏肓，对人民的压迫以是沉重不堪。而在对女性的审美上，有着畸形奇特的偏好，女人要以小脚为美，正所谓“三寸金莲脚”。祖母在童年时便被裹了小脚。说是裹脚，不是单纯的用布裹住小孩的脚掌，而是人为的生硬的把小女孩的脚掌折断，迫使脚掌停止发育，残酷至极、阴暗至极。祖母一生里，每逢刮风阴雨都要深受小脚钻心疼痛的无尽折磨。
在祖母嫁给祖父前，曾先嫁到隔壁八耳镇，遭逢家道变更后，带着十来岁的儿子改嫁给了我的祖父钱厚喜。改嫁过来后和祖父生下了我的爷爷。万分不幸的是，在我爷爷仅出生半年后，祖父便撒手人寰了，那是1939年。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黎明前夕，祖母家的日子可谓穷苦到了天际。刚刚生下爷爷，家里已经断粮了，尚未出月子期的祖母，就得自己出门讨吃的。但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岁，谁家也都不宽裕，左寻右找后，祖母将目光放在了一群坟头的葛根上。葛根的主人家，也是爱惜自家的葛根，旁人是绝对不让来碰的。但念及祖母家境窘况，唯独让祖母自己来挖，因为是在坟头上，不能用锄头，只能用镰刀割。于是还在月子里的祖母，拿着镰刀，跪在坟头，一点一点的撬葛根，有了救命的葛根，祖母将葛根拿回家磨碎后经过水沉淀制成葛粉，有了葛粉祖母和爷爷才都得救了。以至于日后祖母常常要对奶奶和父亲念道，要多感谢葛粉主人家的仁厚大义，用葛粉相赠，救了一家人的命。
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田地里的活由男人负责，家里缝缝补补、洗衣做饭的活才由女人负责。但因为家里的顶梁柱祖父已经过世，家里的大梁便落到了祖母这个小脚女人肩上。白天祖母要下地干活，春种秋收，向本就不太肥沃的土地要粮食。到了晚上祖母还要拿起手里的纺棉线手艺，挑着微弱桐油灯继续劳作。奶奶和父亲都说祖母眼睛不好，我想来，祖母也许就是因为常年累月的抹黑做棉线活败了眼睛。祖母一人又当爹又当妈，在那个动荡不安、国破家亡的苦难年代里，一个小脚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该是怎么样的艰难糊日。
好在祖母的大儿子，我的大公年龄稍微大些，十几的小孩已经能熟练的下河下田摸黄鳝，大公还掌握了一门编制草鞋、斗笠等日用品的手艺，用换去的钱补贴家用。时常被祖母提及的还有一个小镇叫“炳银”的医生有恩于家里，祖母家从这个医生家里拿泔水时，有一天发现里面多了一块新鲜的猪肉，祖母坚定认为是这个好心的医生故意放进去的，但又怕被人看到说闲话。他人好心一碗葛粉、一块肉的施救，祖母都要记挂别人的一辈子好。一家人就这样，在乡里的帮衬、自己的咬紧牙关，用连滚带爬的方式从动荡的年岁，走向了新中国。